新政治史学：发掘政治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动因

政治史是史学整体的骨架和神经：西方最早的史学著作，就是政治史；随着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政治史分衍出政治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政治制度史等诸多学科。而且，史学专业化过程就伴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史学家往往从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立场去阐发史实，史学观念中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色彩，传递着国族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英国史学家弗里曼提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

20世纪初，政治史的传统主导地位遭到挑战。德国的兰普雷希特打破了原有的以上层政治内容为历史的传统，法国的亨利·贝尔反对单纯地描述历史，强调如何进行综合比较，强调解释历史；英国的纳米尔则注重从政治家身后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分析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揭示出在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原则背后的个人利益、派别利益。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即控制别人行为的资源或能力。“任何事情都是政治活动”，因为所有活动都可以提到控制和反控制的高度。在此认识基础上，1950年代，政治史学研究范围迅速扩展。新政治史学由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总统政治等上层精英政治，发展为地方政治、种族政治、性别政治和以民众选举为标志的下层群体政治，甚至是企业、公会、学校、“厨房”、“卧室”和“商店”政治等基层的和个体的政治。

新政治史学大量借用政治学行为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因此又称行为主义史学。它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分析，以图表公式代替叙述建立各种分析模式，如选举周期模式、民众投票模式等等。

换言之，新政治史学是以政治学行为主义理论和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下层群体的政治行为，发掘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动因。它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大众选举、议会表决选举、政党政治、集体传记，以及以政治权力为纽带同其他史学分支相融合的政治史。

如在政党政治领域，新政治史学家提出“政党时期”概念，认为政党指导和协调政治机构，它们支配选举、立法机构、经济分配、人事安排。

又如在选举领域，与传统史学关注总统竞选人、竞选班子、纲领、支持率等相比，新政治史学研究的是下层，关注的是谁投票，而不是谁得了多少票。关于民众政治倾向或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学者提出两大模式：一是经济解释模式，即选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二是文化或种族-宗教解释模式，强调选民的文化因素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当然，也有史学家强调多种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如1950年代出现的“政党忠诚”模式，地区性研究表明的家庭、血缘和地域对选举的影响，以及如今“理性的”选民模式，即选民对问题、事件和候选人本身的重视程度。

这也就是德国学者贝塔朗菲所说的政治系统论，即政治系统如同人体各系统互相影响一样，也同时受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的互动影响。（eg.后来西方对劳工史的研究，即开始了这样的系统化思考，或把它置于“自发—国家调控—全球化市场”的复杂的产业系统中，或把它沿着产业民主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去深入分析。）

倾向于“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史学，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由下层民众决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天，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无数历史事实也表明，真正主宰历史的往往只有大人物——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小人物往往只能在历史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只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思考的结果是：人民的确是也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按下历史列车启动钮并不断修正方向的，是那些或跃身台前、或隐藏幕后的英雄。没有思想力量的乌合之众，往往被英雄欺骗、利用而不自知。

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

它是西方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年鉴学派。以它为代表的新史学，深刻影响着历史的格局。

传统史学有三大偶像：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偶像，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编年纪事偶像，即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和布洛克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年鉴学派也因此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与传统史学倡导叙事史、缺乏解释不同，年鉴学派强调“问题史学”，以“提问-回答”为中心组织历史研究。

如费弗尔常常选取杰出的历史人物，并由此切入，研究这些人物与历史的关系，进而通过人物研究来考察特定社会的文化-心态结构。布洛克则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注意的是文化的群体和日常生活习俗，探究心态在社会生活综合运动中的性质和功能。

1958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凭《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框架。我把布罗代尔的历史观比作一个时钟，代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时针、分针、秒针同步运行。

代表“长时段”的时针，对应概念是“结构”，也称自然时间。它是各种结构和结构群稳定的、很少变动的历史，往往用半个世纪、100年、200年或更长时间来衡量。这些“结构”在历史上起着深刻作用，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

代表“中时段”的分针，对应概念是“局势”，也称社会时间。它往往用10年、20年、50年或更长时间来衡量。局势指的是在这样的时间内周期性地有节奏地对历史发生重要作用的各种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生产增减等等。

代表“短时段”的秒针，对应概念是“事件”，也称事件时间或个人时间。事件往往对历史进程作用微小，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转瞬即逝的变故。

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被布罗代尔分为3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有相应的时间节奏。传统史学热衷于事件史和个人，因此对“短时段”感兴趣；新史学则对“中时段”“长时段”情有独钟。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就按以上3个层次考察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兴衰：先是分析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然后是研究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以反映集体命运和普遍趋势，最后则叙述事件、政治和人物。

但认为“人们不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人们”的布罗代尔，由于忽略了对人的研究，导致1980年代年鉴学派的危机。史学界开始出现叙事史的复兴，是为新新史学。如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已经发生重大转移：

1，人们的研究对象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了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了文化和情感，研究主题从群体转向个人；

2，对历史变化的解释模式从分层和单一因果关系，转向了交往和多重因果关系；

3，使用的主要原始资料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转向人类学、心理学领域，研究方法从群体定量研究转向个人定性研究，文字组织上从分析转向描述。

注：今年7月写《从《蒋经国传》看人物文章要义》一文时，我曾总结了人物研究的“时空—情势—选择”三段论，即我们记录的是“在大时代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下，一个人物自身性格、理念的形成，他对情势的判断及其在此基础上他所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如今依新新史学看来，不妨再把心理、情感因素考虑进去。毕竟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不一定都是理性的，甚至往往是感性的、无意识的。

历史哲学是什么

所谓历史哲学，指的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着的意义。

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历史演变的规律，并试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出一种模式。

从圣奥古斯丁到鲍修哀，这些基督教的思想家认为，历史本身的时间是一次性的。创世纪、基督的诞生和最后的审判，是历史的开端、中点和终结。而国家的兴衰，由神意决定。

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历史哲学开始了它的世俗化。维科把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伏尔泰则第一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他所写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而非国王的历史，是世界史而非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在他看来，理解历史要从大处着眼。

康德则把历史看成是发展进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重视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到了黑格尔，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如此这样的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

20世纪，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历史包含有许多古往今来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起源、生长、衰落和灭亡的周期过程。汤因比则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这样说明他的主要论点：1，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者称之为“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2，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

汤因比认为，人类6000年的文明史可分为21个文明，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5个阶段。文明起源和生长的原因，是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或少数人发挥创造性作用，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则只是“模仿”少数人；文明衰退的原因则是少数人失去创造性，多数人不再模仿并开始离心离德，统治无法继续的少数人开始镇压，并导致多数人的反抗。至于文明衰落的标志，则是“统一国家”的诞生。

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是研究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则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个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强调思想的力量。

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怎么看历史

小时候学马克思，总是理解不了。因为马克思的信徒们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时，总是讲大道理，无数的专用名词。如今看马克思，这个大胡子的唯物史观提出一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认识现在、预见未来。便颇有几分感触了。

马克思之前，有18世纪意大利的维科，他首次提出人类历史有一套客观规律，而人类经过的是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维科还提出历史发展是螺旋渐进的。然后是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引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而德国的黑格尔则首次提出“世界历史”概念，强调那些表面上孤立的历史事件彼此都是有联系的，他开始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历史，认为存在一个不以人类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完整的历史逻辑。

而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化论，让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辩证联系与发展规律有了清楚认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都有其规律，历史亦然。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更被恩格斯认为“深刻揭示出各种物质形态的普遍联系与相互转化关系”。

然后，马克思出现了。他提出：

1，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随着时代发展，1930-19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修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与一些新的解释理论结合。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意味着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创造，生产力的发展也将取决于科技而非生产关系变革，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已经无法解释20世纪）

2，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历史的渐进，质变是历史的突变或飞跃。历史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运动，因此表现为螺旋式，走两步退一步。

历史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决定历史运动的方向与结果，有时难免理解成“宿命”；偶然性则决定历史运动的过程，或是加速、延缓，或是表现出其特殊性。

历史有统一性和多样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是为统一性；而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依次演进和跨越式演进两种。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即个性，我理解为“平行历史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否认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不否定偶然性、人的历史主动性；强调共性，不否定个性……有时候，“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讲述的是中庸的真理。）

3，“世界历史”理论，即今天的全球化——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的国际化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进而破坏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束缚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但20世纪，科技发展、产业转型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由政治逐渐扩大到社会和经济方面，工人不采取社会暴力和冲突的形式也可以获得权益，从而化解了社会矛盾的程度。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福利体制形成，工人阶级或下层群众分享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如学生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环保运动等重大社会运动不再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得以存留。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造成资本主义结构的重组、实行国家干预政策及经济全球化后，资本主义的自发性、盲目性造成经济危机的理论已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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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科学主义注重于经济和社会形态等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60-70年代，历史学发生向社会史的转向，成就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秉持培根的实证主义传统，挖掘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

如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提出总体史观，称研究每一个问题都要从社会总体上进行考察。他提出一个观察问题的方法，即：1，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入手；2，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3，产生的经济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4，制度、社会及活动。霍布斯鲍姆在研究法西斯问题时，提出的“时—空—人”分析框架，即时代、地域、种族、阶级、年龄等，值得注意。

人本主义注重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以及历史发展中人的主动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首次出现了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标志。人得彻底改变孤立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与现代文明交融。

法兰克福学派则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和人性都发生异化，发生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

目前讨论马克思时，与从经济和生产关系出发、讲五种社会形态的前者相比，以“人”为本、讲三种形态理论的后者受到重视，即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开始是人受人的奴役，后来是人受物的奴役（资本主义由商品、资本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将来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将摆脱人和物的奴役，获得彻底解放，并且人也能意识到他是自由的。

以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则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学”，提出要尊重、关心和爱护人，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人”，才能对整体的人加以尊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把对个人心理的研究与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相联系，即社会心理学。

注1：马克思主义讲究的以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观点把握世界历史，注重社会经济背景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阶级分析等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意识形态。

注2：目前，阶级分析更多地被阶层分析取代。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以个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来划分，强调生产资料占有的决定性意义；而阶层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与声望的高低而划分，阶层和阶层间不一定彼此敌对，但阶级与阶级之间是对抗性的矛盾。

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或配置方式的差异。由于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但不是唯一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的范围之中。

历史学的三阶段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能否记录和解读好新闻的前提，在于你能否理解历史。

1970年代至20世纪末这100多年间，西方历史学的演变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方法和认识论各不相同。

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史，通常记录的都是王朝更迭、帝王将相等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也就是“大人物的历史”。历史学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证与鉴别，希望重现历史真实，并相信自己能做到绝对客观。

德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与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出版，是新史学的代表作，因为他们以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为内容。1910-1960年代的新史学，主张突破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扩大到经济、社会层面；新史学破除了传统民族国家史的局限，广度上开始对人类不同文化做跨越国家局限的历史考察，深度上细致探究某个历史现象或问题的发展过程；新史学不再是“大人物的历史”，而转向平民百姓等全体各阶层人民。

如果说传统史学重在叙述，那么引入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则重在提出问题，并对其分析和解读。记录和解读，正是新闻的使命。

如新史学典型代表、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深刻原因不在于大人物的性格或外交对抗中的矛盾活动，而在于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心理等诸多历史潜在因素；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更是提出“长时段”概念，认为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仅仅是短促时间内的事情，历史的深刻潜在因素，在于那些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结构”和“势态”。我把布罗代尔的历史模式，理解为“时钟模式”，“结构”“势态”“事件”三根指针同步运行。“时钟模式”及平行历史观，深刻影响了新闻策划的格局。

1970年代，新史学出现“叙述的复兴”，即新新史学，也称微观史学。

与重点研究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新史学不同，新新史学把重点转向人自身，去探索历史中无名的个人或小群体的生活经历与心灵体验，以反映某种文化或社会的情况，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前者着重研究经济、社会史，后者偏重思想（心态）-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研究一定环境下人们的主观状态。

新新史学突破了新史学过于物化的局限，着力于挖掘人们由传统积淀而成的、可以不随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的“无意识心态”。新新史学认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兴起，主要应当考虑“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不是“阶级”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也因此被认为漠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史学多依靠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新新史学则常借人类学（各族群文化）、心理学工具。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厚描述”方法，即对微观史学影响巨大。所谓“厚描述”，即深入细致地描述事件，分析其文化意义，从而揭示全部社会系统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