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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5

如何超越“超女”模式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渗透于各个领域的泛娱乐化倾向,就是通过媒体,包括权威传媒在市场利益的驱动和消费主义的引导下,迎合大众,适应市场,或者是过度市场化的一种努力或结果。”
    “传媒带来的庞杂而丰富的信息,极大而且迅速地影响、改变着人们关于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信仰与怀疑、崇高与卑下、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道德的准则和界限等基本信念。娱乐、游戏,固然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但是,正如调味品不能替代食物,娱乐并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长期靠娱乐这种文化快餐或调味品长大的青少年,更不免患上精神贫血症。社会各界对泛娱乐化现象负面效应最集中、最深刻的指认和批判,正是其对传统人文精神的冲击和解构。为娱乐而娱乐带来的浅薄的狂欢既不能给人予生存意义的解答,更无法缓解现实的痛苦,却很大程度上麻痹着人们的心灵,遮蔽了现实的苦难。而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中成为时尚的搞笑、无厘头,占据主流媒体舞台、充斥核心文化空间的大量所谓笑星、丑星,刚好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混淆美丑、颠倒黑白、价值混乱的象征。”
     “那么,拥有“文化领导权”的传媒是不是也同时必须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比如对社会事件忠实客观的报道,对弱势群体生老病死的真诚关怀,对真、善、美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尊重与维护等等?”——引自《泛娱乐化挑战公共政策 影响社会开放进程
 
  引起我对这篇文章关注的原因,是近来参与策划一个电视节目时的思考。在中国目前的传媒环境下,由超女引发的泛娱乐化浪潮,正在席卷整个传媒圈。电视选秀、短信投票的模式甚至渗透到《红楼梦》主角与奥运舵手的选拔。一时间,“超女模式”尘土飞扬。
  的确,超女模式反映了媒体“事业单位、自负盈亏”困境下的突围,娱乐化表现手法的吸引力与前所未有的观众互动让其成为流行。但“为了娱乐而娱乐”导致的“形式长期凌驾于内容”之上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后无可避免地会导致观众的审美疲劳,正如报业在2002年前后引发的“版式风潮”,仿佛好版式成为一张好报纸的第一标准时的误入歧途。
  如何在娱乐化的外衣下,锻造一个媒体的内在风骨,是接下来媒体人士需要考量的。不可避免,这涉及一个节目要表现的主题是什么?手段永远只是手段。
 
  台湾的《全民大闷锅》在娱乐化的外衣下针砭时弊,期间“志玲新闻快报”“芒果乱报”小栏目的设计,无不在娱乐外衣下有各自的政治风骨;政治人物的模仿秀、观众的call in,让笑声背后的政治凸显纸上。他的成功,是台湾现行环境下娱乐外衣对观众的第一观感,解决的是“可读性、可看性”的问题;而节目中谈及的政治、社会话题,解决的是“相关性、必读性、观众忠诚度”的问题,也是社会责任的表现。
  北京8套的《谁在说》,也是一个我近来关注的电视节目。作为一个谈话类节目,它形式上的亮点在于现场民意调查手法的运用。节目通常会选择一个社会话题(如全职太太是否可取),然后邀请两个因此引发矛盾的人,通过电视展现往往是夫妻或者父子的冲突,主持人则作为冲突的酿造者与调和者,分别变换自己的角色参与冲突全程。冲突过程中,观众会通过现场投票表达自己对冲突其中一方的支持,或者对话题本身的立场。社会性话题的表达,是它的风骨;民意投票,是互动形式的表现。
  谈到民意投票,想起前些天看中天《马英九辞职》的特别报道时,随即开通的电话投票,也就是观众随时通过投票,表达自己对“国民党是否应该征召马英九出战2008”一题的立场,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即时在电视屏幕上更新。
 
  所以,如果有一个节目想要超越“超女”模式,也许先要满足几个条件:
  1,互动性,尤其是观众权力的极大满足。大陆观众没有政治参与、投票的传统,也信仰沉默是金,内心的参与欲望一直缺乏一个渠道。超女模式的出现,让立场得到彰显的空间、观点得到表达的渠道,哪怕只是支持或者反对一个歌手、一个明星。所以,如何在节目中创造民意的抒发通道,是观众看不看你的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受到重视。
  具体来讲,如比赛让观众投票定输赢、定最佳选手;让观众能通过电话、短信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让观众直接能与明星、选手、官员沟通、争论……
  2,娱乐化,随时想让观众笑出来,随时有社会流行的元素展现在节目里。主持人与现场的表现形式,是需要着重考量的两个方面。
  3,主题。如果说互动性和娱乐化只是外衣,那么寻找主题则是媒体的内在风骨。那么,我们要寻找什么样的主题呢?
   在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下,公共政策与社会性的主题是媒体可以着力的一个点。与台湾主打政治相仿的,我们是行政,而且是建设性的话题,所谓真理越辩越明。
  其实政策的制订者需要了解民意,而在大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甚通畅的情况下,往往导致政策制订的南辕北辙或者朝令夕改(如当年的个性化车牌)。因此,媒体的社会责任与影响力的彰显,就在于在目前民意沟通渠道匮乏的前提下,担负起责任。节目所关注的政策性、社会性话题,不会因为严肃而吓走观众,而会通过“相关”而吸引观众。当然,防止节目陷入“学术范式”的枯燥,则是为何要在形式上努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