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84年蒋经国连任总统时，已经74岁高龄。

他这回精心选择李登辉做副手。在他眼中，“李登辉唯唯诺诺，便于自己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但历史证明，蒋经国看走了眼，或者说李登辉隐藏太深。

蒋经国的第一个任期内，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进步。放宽出入境限制、放宽言论尺度、较公平地办理选举……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反观蒋介石，“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其实蒋经国也对美式民主那套颇不以为然，“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他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一位有良心的独裁者。”

他比国府中的任何人，懂得走群众运动的道理。局外人看来，愿意和老百姓多接近，总难说是件坏事，“即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他也是很好的演说家，“在声调和措辞中总是渗透着浓厚的感情，很能操纵听众的喜怒哀乐”。

在蒋经国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礼教中“对长辈的谦恭、对师友的尊敬”；但苏联的经历，也让他多疑多变，反复无常。“在他周围是个小集团，但包围这位王子的人们常在改变。很少有人永远和他接近。”

他是孝子，“蒋介石在世，凡事秉承老人的意志，从不逾越；父亲去世，照遗嘱办事，奉为圭皋。”但和父亲鼓励“个人崇拜运动”不同，他在上任当日就和宣传负责人约法三章：不希望再有“蒋经国时代”这一类名词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不希望称呼他为“领袖”，不希望有“万岁”的口号出现。

在第一个6年，背着父亲包袱的蒋经国，“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惊，殊少可能，小恩小惠，无补时艰”。1974年就主张“循政党政治常轨，力行民主宪政”的小蒋，要到他的最后几年才毅然开放党禁报禁，重组国会，取消戒严，开放两岸探亲，推动政治制度化和民主化。

只是江南先生再也看不到，那场“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的全新变革。1984年10月15日，江南因《蒋经国传》一书“侮蔑元首”在美国遇刺，台湾情报局涉案。（完）

1975年4月5日，89岁的蒋介石去世。去世前3年，他的病情就是高度机密，死后公报更用“崩殂”这一帝王笔法昭告天下。4月28日，急于“巩固领导中心”的国民党中央推举蒋经国任主席。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但被当局铁腕迅速镇压。“政治上一片萧索，仅剩下沉默的大众；经济上继续繁荣，民众归心。”直到1977年11月，让蒋经国胆战心惊的中坜事件爆发。

27年来，台湾最大的炫耀是政治安定，这“归功于戒严法和严密的特务统治”。但经济发展产生新生代的选民，他们将政治改革热情灌注于选举之中，不再能容忍国民党的选举舞弊。“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反对党，所以国民党不会遭受有组织的挑战；但也因为反对力量缺少组织，所以会造成群情激愤的中坜暴动。”

国民党的统治，向以三种力量——军队、党、特务为支柱。但在整个中坜事件中，国民党军警奉命不开枪镇压，是蒋经国的高明之处。此后，党外声势上升，并造成78年的新生代选战高潮；国民党也投鼠忌器，不得不奠定未来公平选战基础。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终登大位；此时距1938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而任命台籍谢东闵为副总统，迈出“台湾台湾化”的一步，“充分显示小蒋的弹性，攘外必安内的办法”。同年12月，台美断交，再次印证“国与国间没有永久的朋友，没有永久的敌人”。

岛内党外人士则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的变相机构。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爆发。党外组织者以为利用群众的力量，逐渐升级，终有使国府就范的一天，却不知“国府的原则，不危及生存，能容忍则容忍；一旦向它的统治权力挑战，就会感情用事。”

事后总结，这些党外人士才发现“听众、投票者和追随者的不同”，看见“不满与起而革命间的距离”。而就蒋经国而言，这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

1970年代拉开序幕，美国总统尼克松变脸。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紧急赴美协商未果，却险些遭到“台独”分子刺杀。台湾也险些面临继承人的危机。

刺杀未果，反使蒋经国返台时出现万人以上的欢迎场面。“举岛上下突然感到经国安危，和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正如蒋介石1936年由西安回南京那次一样受人爱戴。”不知多年后的“319事件”，陈水扁是否受此启发，但未来领袖劫后荣归，正如当时《联合报》所说，“这是历史上一种新力量的勃兴，一位新政治家的崛起。”

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外交一片颓败。翌年蒋经国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出任行政院长。他随即征召本省才俊，起用技术官僚，提出“十大革新”，打下后期台湾经济起飞的基础。岛内经济的发展，成功减缓了国际地位和北京威胁的难题。正如蒋经国所言，“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蒋经国掌舵，经济满分，但民主宪政的推行、人权的保障、言论自由的开放则差强人意。“政治体制基本是南京时代的延续，政治流动性极低，国民党的整体性格更趋保守。……情治党工人员的低能，和上级推行的过分保护主义结合，让台湾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

经济的发展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势必会产生许多让统治者意想不到的政治问题。1971年的保钓运动由外向内，触发青年变革要求，遂成“自由化运动”和“政治改革运动”。可这时的蒋经国一反常态，非但没有压制，反而提倡“青年要多讲话，青年要关心国事”等号召。

蒋经国明白，“自己能继承父亲的权力，而不能继承父亲的声望”，要改变多年来“恐怖人物”形象，只有“利用台湾面临的危机时刻，有限度地开放言论。知识界有了宣泄情绪的机会，就不可能过分积怨于政府，而找其他发泄途径。……同时也利用青年一代求变心理，向不服自己的元老派摊牌夺权。”

蒋经国的政治艺术，酿就大鸣大放的“台湾早春”。惠而不费的措施，让他声名大振，观感一新。

可蒋经国万万没想到，所有的政治对手消失后，一份小小的杂志却开始对蒋氏父子的统治发起挑战。那就是打着胡适招牌，后由雷震任发行人的《自由中国》。

74岁的蒋介石通过修改宪法临时条款，连任总统，“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自由中国》挺身而出，连续发文反对，进而揭发国民党选举黑幕，甚至还有组党图谋。

雷震这边意气风发，蒋氏那边磨刀霍霍。“谁反对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这是最简单的两分法。……大前提下，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因为“台湾现政权的本质，只是中国大陆旧政权的延续。舵手的人格和国民党的性格，受环境改变的驱策，有所修改调整，但其态度和政治取向，依然故我。”《自由中国》的雷震，其实是第二个上海《申报》的史量才。

在蒋经国的主导下，针对《自由中国》的思想战争首先发起，特务手段紧随其后，军法制裁奠定胜局。“经国一向扮演孝子忠臣的双重角色，在他看来，这是勤王卫道之战，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自己的残忍。”1960年9月，雷震被捕。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字狱，急遽落幕。雷案不久，殷海光含恨而终，柏杨入狱，李敖判刑，台湾只剩下“蒋总统万岁”的声音。

1963年，已是二级上将的蒋经国时隔十年后奉命访美。“喜不喜欢美国，是个人情绪，任令情绪左右自己的意志，会阻碍事业的发展。”而对这个台湾未来的掌舵人，美方也需要有个面对面了解的机会。

访美一趟，政治行情高涨。1963年，拘谨的严家淦被摆上行政院长的位置。没有班底，没有野心，庸庸碌碌，遇事“原则同意、技术研究”，汉献帝型的严家淦正是蒋介石喜欢的。严一上台，即改组内阁，蒋经国随即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次年1月扶正。“绕这么大的圈子，目的为经国的上升，找个陪衬而已。……这就是西方人永远也弄不懂的东方政治哲学。”

而64年2月陈诚副总统的病故，及66年严家淦兼任副总统，也让蒋经国的稳步接班，无以名之，时也运也。“院长先生不过庙堂里的神像，历史的齿轮向后转到2世纪，严家淦原来是汉献帝再生。”

至此，蒋经国继承的布局，全部就绪。

“某一时期的政治口号，恰好反应出当时的政治情势。”从“保卫大台湾”到“反攻大陆”，蒋氏父子旧梦难了，但大陈岛的撤军让蒋介石彻底认清“偏安”之局。而蒋经国也以其父为后盾，步步为营，认真推动在这个岛屿的权力之旅。

1953年，蒋经国更上层楼，调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国安会本是蒋介石“凭灵感办事”设出来的机构，而蒋经国也深知“正副只是名义，和权力的实质并无丝毫关系”。“正如蒋介石当总统，则为总统制；蒋任行政院长，则为责任内阁制。这点经国继承衣钵，学得惟妙惟肖。”

随着孙立人因“涉嫌参与兵变”被拿下，蒋经国最后的内部权力障碍被扫除。“以‘匪嫌’入人于罪，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申冤，无人敢于闻问。……历朝历代，消灭异己的手段大同小异。”

障碍扫清，唯一让蒋经国耿耿于怀的，就是美国对这个“台湾的恐怖人物”的猜忌。尽管美国人曾一度邀请他访美，力图进行美式思想改造，但“这个莫斯科和蒋介石共同训练出来的综合体，脑子里已经装不下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而潜意识里含有强烈民族情绪的蒋经国，对美国在台势力同样忐忑不安。

1957年美军上士雷诺枪杀刘自然后无罪释放，引爆岛内“524事件”。“仇外心理自鸦片战争后，即潜藏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而且随时会与民族意识相混合。”单纯的法律事件，“一旦落入政治情况和心理因素相当复杂而微妙的亚洲地区”，判决的结果自然衍生出严重的后果。蒋经国借机放任舆论炒作、群众示威，甚至暗中指使围攻美国使馆，开启保险柜取走大批秘密档案。

事发后，华盛顿震怒，蒋经国受其父杖责，此后更是从报章上消失，潜入台东领导开辟横贯公路。过去一直没有插足地方政务机会的蒋经国，正好大展身手，顺带以沉默岁月冲淡友邦“误解”。

台湾，是蒋经国人生的新起点。

40岁的他，在父亲蒋介石复职后，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指挥派遣对大陆游击活动。这个共产党出身的小蒋，马上让“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过去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重新支持起蒋介石，台湾就此度过蒋经国眼中的“危险期”。1950年，蒋介石打着改造国民党的旗号，让蒋经国成为党内25名中央改造委员之一。“中央改造委员相等于政治局常委的分量，是内阁之上的内阁，或太上内阁。”

蒋介石此举含有磨练和培植双重意义，而蒋经国的注意力也重新转回政工。“政工为整军的主体任务，而军队又是保权专政的工具，个中厉害，蒋氏父子心照不宣。”蒋经国随后在台北复兴岗重建政工干部学校，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模式再现，而“经国早胸有成竹，干校学生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卸下军服，进军党政各界，即是他掌权的班底。……复兴岗，俨然是经国的黄埔。”

52年，蒋经国出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近代中国政治上最可痛心的一点，就是极少数的政治掮客，做着青年贩子的勾当。他们相信‘谁有青年，谁有前途’的说法，一如商人相信‘谁有资本，谁可赚钱’的道理。”

这条通过权力巅峰的桥梁，蒋经国自然不会放弃。何况当年学生运动对国府的困扰，不亚于军事的挫败。国民党一朝被蛇咬，做起检讨来也格外重视“自己和共产党比起来，控制不够严密、手法不够残狠的技术层面”，却对自我本质的反省付之阙如。

的确，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他的格局类似袁世凯，擅长小动作小权术，缺少冲天一击的大智慧大气魄。”蒋家为延续政权的所谓合法性，在经营“万年国代”上倒也费尽苦心。毕竟“政治既有妥协的特征，更有分赃的奥妙。”

而此时的蒋经国，也开始与他最大的对手——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过招。

表面看来，主管三军政战的蒋经国与主管地方行政的吴国桢，井水不犯河水。但“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在蒋经国操纵的特务系统凌驾于一切行政权时，蒋、吴两人的冲突不可避免。

对于蒋经国而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自己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要铲除。”而蒋、吴之争中，普林斯顿出身的“民主先生”吴国桢，显然忽略了“民主本是装饰门面”的国府本质，也没有发现蒋介石其实“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1953年，吴国桢下台，远走美国。

1945年6月，蒋经国出现在外交谈判桌前，主题东北，对手斯大林。

那是一场针对《雅尔塔协议》的谈判。中国一开始就居于弱势。“往返折冲，不过发挥一下谈判的艺术而已，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蒋经国的苦口婆心，更是弄错对象。“斯大林只认识力量，他的字典上，没有同情两个字。”而在莫斯科，斯大林书桌背后“列宁站在坦克车上号召人民暴动”的油画，也已换成了彼得大帝的画像。

当时一名友人进言蒋经国，上策赴日本成立中日英三角同盟，中策下台湾搞经济建设，下策征西南开发大后方。但自认了解斯大林的蒋经国，一心关外，踏上“到东北去的死路”。

可苏联的东北撤军计划，一拖再拖。斯大林的算盘很明显，“外交上蒋主席亲美，他则全力扶植延安的毛泽东，等共军羽毛丰满，苏军再从容撤退。”颠簸一年，蒋经国出关的蓝图被撕得粉碎，东北果然不是他的赣南。1946年夏，蒋经国重返南京。

此时的国军，在战场上频频失利，经济萧条的罪魁也因共产党人巧妙的宣传，而转嫁到蒋介石身上。1948年夏，物价飞涨，法币的末日来临。“国府的财政经济和军事一样，面临崩溃的边缘。”蒋经国急赴上海，开始他的上海经改。这回他的对手，是上海的财阀，及其国民党内的官僚集团。

深谙群众心理的蒋经国，祭出“共产革命”的法宝，公开宣称“只打老虎，不拍苍蝇”。随着经改的暂时成功，蒋经国“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政治格言，在黄浦江畔传诵一时。而上海人也开始为他的人民哲学所吸引，尽管这套口号早在解放区通行。

可当蒋经国的作为开始危及国民政府的台柱——江浙财团时，经改的阻力大增。上海的官僚势力，也结成统一战线与蒋对抗，宋美龄从中干预的“扬子案”曝光后，更让他的经改彻底崩溃。同年11月，蒋经国悄然离沪。在上海，他“不仅是读了一部经济学，更读到了政治经济学，懂得经济规律如果硬用政治手段去对付，必败无疑。”

1949年1月，随着三大战役皆败，蒋介石下野，蒋经国也随父回到溪口。溪口随即取代南京，成为新的政治中心。因为“依照国民党惯例，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李宗仁接任的总统仅为虚职，蒋介石保留的总裁方是实权。

危难之际，蒋经国作为其父“手杖的作用，日益明显”。到溪口去的党政显要之送往迎来、联络派遣，几乎全有他包办；转运黄金等重大使命，更非蒋经国莫属。

黑云压城，随着49年5月被蒋经国视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的上海失陷，郑成功的历史已经注定在台湾重演。此后蒋家王朝在西南的困兽犹斗，已是螳臂当车。

“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而蒋经国在中央的第一步，就是从“团派”开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之于国民党，正如共青团之于共产党。其实他在江西时，已是江西支团的首脑。

至于安排儿子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蒋介石的思路也很清晰，“从训练干部着手，等于做生意积累资金。他个人的崛起，不就是黄埔打下的基础吗？”蒋经国也明白父亲的用意，“他所考虑的迫切课题，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采取有效的措施，培养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

革命，自然成为中央干校的招牌。“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实施革命教育，培养革命干部。”“革命一词，在中国官员嘴里，从来缺乏严谨的定义，几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顶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绎，革命即是追随领袖的同义字。”而这所“革命的学校”所培养的，是蒋经国的门徒。

战时中国，情势瞬息万变，环境也逼迫蒋经国不停地改变计划。日寇逼近重庆，为配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史无前例的青年从军运动，蒋经国一脚站在干校，一脚踏入军中，出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过去经国的经历集中于党政方面，现在开始尝试跨到军中，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抓枪杆子。”

蒋经国更是借此重建军队党代表制度，实施政治训练。苏联的那一套他驾轻就熟，深信不疑，“党指挥枪，那么就是他自己的武装力量。……何谓革命力量？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效忠领袖的力量。”

此后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蒋经国受CC系“驱蒋事件”暗算，辞去教育长，进而真正体会到“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谁有力量，谁就成功。”懂得忍耐的蒋经国不露声色，他深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事物，不变的只是变化本身。这就是深谙辩证法的好处。

注：辩证法描绘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和永恒发展的过程。它讲究矛盾的对立和转化，体现为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

蒋经国30岁生日的礼物，是政治上眼明手快的政学系给“太子爷”的江西第四区行政专员。同年6月兼任赣州县长。

此时的江西赣州，“地主在中共败退后重返家乡，掌握农村封建的旧势力；官僚军人勾结，以搜刮为本位，形成新的残民政治基础。……官员们贪污腐化，非但不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是破坏的先锋；人民大多数是文盲，对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的阶段。”正如江南所写，“中国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局面。绅权伸张，正反映出治权的削弱。”

“可政治的艺术，就在于懂得如何运用权力。权利用得恰当，没有不肯和官府合作的人民。”从苏联学到群众运动妙处的蒋经国活学活用，禁赌禁烟禁娼，用坚决革命的手段打击“封建力量”。

“蒋青天”甚至将他的赣南实践，上升到革命理论，提出“革命的成败，绝对不是决定于演说或议论，而是取决于两个对立力量的生死斗争。”师承列宁、斯大林的他，更是充分认识到鼓动风潮、制造舆论的重要性，掌握起宣传工具来毫不含糊。蒋经国自然也牢牢记住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方针。在他开办的虎岗干部学校的大门上有块木牌，上头写道：“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

一时间，建设新赣南，遂成“蒋青天”。但这个如今“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冲力只能到此为止。他很快就遇到“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规划中的“新赣南土地政策”要想重新分配土地，只有让大地主破产。而新政动摇到国民党的根基——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就非败不可。加上锋芒太露引发国民党中央“赣南赤化”传言四起，父亲蒋介石于1944年1月，调派蒋经国进中央工作，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

改革计划随即付之东流，但蒋经国的政治阶梯，却已成功搭建。

此后，是个人工作、成长经历对人物性格及理念的塑造。

在苏联当劳工期间，“经过恶劣环境下的劳动体验，苏联共产党的美丽理想和他生活中接触到的丑恶现实，难免不在蒋经国的思想领域里发生尖锐冲突。……他毕竟是个有国民党本质的共产主义者。”

因言语触怒王明，被贬去莫斯科附近农庄当农民的经历，反而让蒋经国“学到群众运动的真谛”。“冲破环境的哲学，是抓上层阶级……要有群众的信仰，必须先和他们的领袖接近；要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必须先影响他们的领袖。……得到领袖信任后，再推动组织，争取群众信任。”

1937年，蒋经国离开他坐困12年半的莫斯科。西安事变意外促成国共二度合作，而斯大林把蒋经国作为中苏进一步合作的献礼奉还。“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国家利益，必须放置个人恩怨之上；合纵连横，本来就是形势所决定的。”

赤都12年，蒋经国看到与沙皇时期贪污腐化形成强烈对比的朝气蓬勃。但斯大林的大清洗，也让他开始打起问号，“革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更关键的，民族主义者的蒋经国，在远离故土多年后开始显露。

等了两星期才见到父亲的蒋经国，很技巧地提出未来出路“愿在政治、工业间任选其一”，但功于权术的蒋介石却让他先回溪口看亲娘毛福梅。江南在评述父子这场心战时说道，“人与人间的关系，环境是最大主宰。即是亲如父子，也不例外。父王和太子间，一牵涉到权力政治，就好像隔着一层城墙似的。大家都会言不由衷，说话要带过门，互留余地。”

溪口期间，蒋介石开始对“中毒甚深”的儿子进行思想改造：一边让蒋经国读曾国藩和王阳明，一边又指示研读三民主义。但出乎其父所料，1938年春蒋经国被派往江西初试锋芒时，却用“共产手法”大搞改革。

寻根事毕，即是教育及周边环境对人物性格、理念的塑造。

教育分家教与学校教育。但无论是早期学校的教育还是蒋介石给予的家教上，蒋经国受到的都是旧式封建教育。

一来中国当时的教育处于从旧式塾馆到新式学堂的蜕变阶段，四书五经仍是乡镇教学的根本；二来其父蒋介石“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南针”。即使蒋介石曾东渡日本，但在他眼中，“革命只有狭义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他始终止步于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冲不出去，甚至从未尝试。

直到蒋经国12岁（1920年）到上海就读新式学堂。旧式教学的苦闷，放大了“英文、数学、生理卫生、历史地理”等新式课程给蒋经国带来的震撼。更重要的是，新文化思潮的冲击，更让蒋经国看到了一个激烈进步的上海。

蒋经国到上海的次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22年的国共合作，中国革命进入新纪元。“上海在（共产主义）思想战线上的巨大功能，借租界势力的荫庇，远超过发号施令的军政重心广州。”共产主义成为上海知识青年中最热门的东西，也直接让蒋经国成为一个“急进”的共产青年。

上海的这段经历，使得蒋经国“思想行动起了重大变化，更是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就算他并因投入“五卅”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离开上海出走北京，但蒋经国在北京也加入反政府示威游行，被判两周监禁。这也导致他最后南下广州，并在“留学苏联”的热潮中，到莫斯科这个马克思主义大本营，就读孙逸仙大学。、

在大学，蒋的“共产”色彩愈加浓重。而他的行为方式，也深受孙大“行动学习”模式的影响。江南评述说，“经国缺少透视的能力。一方面，他知识有限，思想真空；一方面，他对主义信仰的狂热，把理想泯灭了。这是青年人的通病，非独经国为然。”

然而，“国共间这种纯以利害结合的合作，随时会因利害的违背而分裂。关键在乎形势和条件。”国共合作破裂、父亲蒋介石成为“革命的叛徒”这一大环境的变化，又让蒋经国面临家庭和信仰间的选择。一纸公开与父亲决裂的声明，让蒋经国在苏联声誉日增，也让他开始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重打交道的棋子。

而后蒋经国被送入列宁格勒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红军以政治为灵魂，蒋经国“党军合一”的理念也就此形成。之后在他出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用的就是苏联这一套。“海峡两岸标榜的主义迥异，控制军队的方法雷同。”江南先生一语中的。

此后一次偶然的重病，原先几个“口头说得亲热”的中国朋友没有来看他，病中的感触酿就蒋经国性格上的最大弱点——不再信任别人。“他孤独得很，总怀疑别人想利用他的权势，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到了后期，他连半个朋友都没有了。”

沿着“时空—情势—选择”的人物三段论，细解江南先生笔下的蒋经国。

江南的笔，是从对蒋经国“时、地、人”的寻根开始。

“溪口与蒋氏王朝或国民党的兴亡，息息相关。前后三次下野，蒋先生总喜欢到奉化躲起来，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士，再盘算着东山再起。”——挖掘一个人，往往从他的故乡开始。不同地域、不同水土，养育不同的人。是为“地”。

“蒋毛婚姻，是当时时代的产物，等时移势易，不免沦为时代的牺牲者。终毛福梅一生，喜剧开始，悲剧终场。……凤凰于飞的时间，少之又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从父母的婚姻出发写开，是为“人”。

之后江南又从蒋介石与毛福梅的聚少离多，跳跃至“回到中国政治的大环境，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再回归至“不管时代多么震荡，对奉化溪口镇上的小民，却丝毫没有什么冲击。中国农民，世代耕种，但求温饱，对政治的变迁、国族的兴亡，一向非常冷淡。倒是镇上毛氏媳妇添丁的事，泛起微微的涟漪。”——跳笔手法的运用，让时代背景及大小环境相互穿插，跃然纸上，是为“时”。（全书中跳笔的运用，非常频繁）

“孩子乳名建丰，号经国。望文生义，长大了，希望将来成为经国济世之才。在当时，不过一种即兴的灵感，自没有人料到，65年后，成为台湾的一号强人。包括孩子的父亲在内，不过留日洗马的吴下阿蒙。”——从名字出发，结合宿命式（巧合）的文字写人。

时空寻根之后，江南述评结合，引出第一个“周边环境对人物理念塑造”的讨论。

“遇到正月十五、六月初六等大节日，老祖母少不了带孙儿去向菩萨报到。很多人会奇怪，蒋经国从小在这样浓厚的佛教气氛中成长，何以后来未成居士，而追随乃父，变成满口‘神救世人’的基督徒？”

“合理的解释，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政治信仰如此，宗教信仰何尝不是如此。其次，后期的蒋家，再非奉化时期那么单纯。蒋宋既皈依真主，经国要扮演一个孝子的角色，也不得不假戏真做。”

短短几句，又写出蒋经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对情势的判断（父母皈依），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做的选择（扮演孝子、假戏真做）。

江南先生所著《蒋经国传》的开篇序言中，谢善元先生提出三个问题：

1，时空

“人是特定时空下的产物。蒋经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即形成的“不断有国耻——努力洗刷国耻”的大刺激反应圈内度过，但他的反应却落入苏联模式。这是否注定他必然成为台湾政坛的悲剧英雄。”

个人看来，这提出的是一个历史局限性的问题。凡是人物，无不受到所处时空的影响。“时”指时代，“空”指环境，大时代背景及周边环境通过对人物性格、理念的塑造，直接影响这个人物的命运。

2，选择

“除非我们相信机械的命定论，否则我们总可以在一些历史的转折点上做出一些选择。蒋经国所经历的许多事件中，是否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机会？他是否又做了最好的选择？中国历史的演变至今，与他当年的选择有多大关系？”

是的，历史中有大人物和小人物之分。大人物引领潮流，小人物只能随波逐流。在每个转折点上，大人物做出的选择，往往能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如同蒋经国晚年的民主化；而小人物所做的选择，却是社会演进的最细腻的印证。

又有谁在当时就知道，自己做的是最好的选择？毕竟很多问题的答案，只有在多年后才能揭晓。

3，情势

“蒋经国对许多国事都是尽力以赴，但他主观上的努力和信心，好几次都叫他碰得头破血流。在主观和客观的配合上，是否能得出一些有益于后世的结论？”

这其实讲的是“顺势而为”四字。所谓情势，“情”者，如今的状况；“势”，发展的趋势。

年轻时，我们往往气吞山河，敢叫日月换新天；历经岁月，方才知晓大气候与小气候，并不会由于人的主观愿望而轻易改变，也逐渐明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道理。性格，也自然会平和许多。

这其实正是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区别所在。当年毛泽东三分过错，即在对“情势”的判断上失误：以在野党的心态做执政党，以革命的方式搞建设，却不知江山能在马上夺，却不能在马上守；反比邓小平后来的成就，就在于对大气候与小气候、大道理与小道理的洞悉，对各方利益所在的分明。邓也很清楚，“该来的总会来”，早晚而已。

所以，只有洞悉时代的脉动，厘清各方的利益并顺势而为，才是最后的赢家。正如曹仁超先生所谓“七分天意，三分努力”，天意者，就在这“情势”两字上了。

序言中点出的以上三个问题，恰恰点明一篇人物传记的要义：记录在大时代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下，这个人物自身性格、理念的形成，他对情势的判断及其在此基础上他所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