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拉萨的前晚，匆匆赶到了八廓街，为了去买一副蓝色的藏纸灯罩，和一个木雕的转经轮。

八廓街，又名八角街，是拉萨最古老的商业街。早年拉萨旧城，以大昭寺为中心，而八廓街就是环绕大昭寺的朝圣者们的转经路。那些虔诚的民众千年来围绕着这里，手持转经轮，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政教合一的西藏，也是这样一圈一圈地陷入八廓街的循环，止步不前。

政教合一，是这个喇嘛王国的基础。正是为了捍卫政教合一制度，多年来，西藏喇嘛集团拒绝了多次社会变革的机会。从遏制藏军的壮大到关闭现代化学校，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内部的现实和思想领域，找到每一个可能危及政教合一的苗头，然后狠狠地掐灭他。

天真的喇嘛们相信变革没有必要，而自己的统治将永存。的确，世袭的贵族、寺院和噶厦政府三大领主，控制了西藏绝大多数的土地和扮演“农奴”角色的底层民众。这种类似于欧洲中世纪时的封建庄园制度，为政教合一的长期存在提供了保障。有人后来甚至为政教合一下的封建庄园制辩护，并举例证明领主管辖下的农奴生活不算残酷——“他们一天甚至能喝上两次酒”。

可是，残酷的程度并非本质问题。新旧制度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位于底层的民众，是否有保障自己权利的可能，以及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而权利和自由，不是靠领主的“恩赐”，而是凭借制度的保障。否则领主的恩赐，今天给你的权利和自由，明天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收回。而农奴唯一的奢望，就是碰到一个善心的“老爷”。

由此回看当年的那纸《十七条协议》，对于信奉“穷人翻身做主”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妥协。当时的解放军完全可以大兵压境直捣黄龙，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明白，要从欧洲中世纪式的封建庄园制与政教合一体制，一跃而成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历史这列奔驰的列车要拐一个很大、很大的弯。如果迅速扭转方向，结局只有脱轨、翻车。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之间，中国共产党人永远选择后者。

于是，意识形态悄然退场，务实主义的政党色彩初现。共产党人在西藏开始了最早的“一国两制”尝试，西藏得以保留它的那一套制度、军队甚至货币。而对于《十七条协议》的遵循和捍卫，其实是那些身居高层的喇嘛们的最后机会。

然而，他们没有珍惜。微亮的酥油灯前，在这些政治喇嘛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一丝一毫超越他们自身利益的，代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社会关怀。自大而保守的喇嘛们，如同当年清王朝一样，完全忽视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1959年那场武装叛乱，正是喇嘛们为了捍卫政教合一，而与时代大潮的奋力一搏。它的发生及其结局，早在一开始就已经注定。

没有学过辩证法的喇嘛集团不知道，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一种5%的僧侣贵族压迫95%农奴的封建庄园制度，一种政教合一的集权体制，必然会被一种相对更民主、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因为一切历史演进的关键，在于生活方式和核心价值；而历史，恰恰是由那95%的人民推动的。

离开八廓街时，又是细雨。匆匆躲进开得飞快的出租车，用手机查了查天气预报：7月17日，拉萨，晴。（完）

这次到拉萨，是随着314事件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入藏考察团进来的。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更是安排了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吴英杰等高级官员与大学生们的面对面采访交流。

采访所在地，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大院。车开入院子，顿时惊叹于院内的宽广，与难得的草地林荫；而采访过程中共产党官员们的坦诚与直接，也让之前打算小心翼翼避开314话题的我们大为惊讶。

是的，这个政党已经在这个昔日的喇嘛王国，执政了50余年。半个多世纪来的风雨，让他们理应有这份坦荡和从容。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悄悄拨回1950年代。

从1951年和平解放，到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的8年间，西藏可以说在《十七条协议》的规范下，存在着两种统治体系——共产党主持下的西藏工委，与达赖喇嘛操控下的噶厦政府。正是这两种统治体系的并存与碰撞，让后来发生的一切成为必然。

不得不说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是一个使命性很强的政党。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和平解放后的西藏，仍然有农奴的存在。但《十七条协议》中对“维持政教合一制度”的承诺，又让他们不得不坐视高达95%的西藏民众的疾苦。

《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但“西藏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可指望喇嘛们自行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在老百姓的改革呼吁中，一边是西藏民主改革的政治冲动，另一边是“暂不改革”的政治智慧，共产党西藏工委的政治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倾斜。当时正值全国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西藏工委也向中央提出“把西藏民主改革准备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报告，改革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开始筹备和试点。

尽管当时经过多番宣传和解释，但勉强同意的喇嘛们的疑惧心理并未消除。1956年7月，西藏昌都江达地区大头人发动武装叛乱，藏军指挥官们集体盟誓，誓死保卫西藏固有制度。9月，中央叫停西藏民主改革重点试验工作，并提出“六年不改”方针。不久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何时实行，……不能性急。”

可毫无疑问的是，匆匆上马又匆匆叫停的民主改革试验，已经让达赖喇嘛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1956年11月，达赖喇嘛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诞辰2500年的纪念活动。那里的一些主张独立的西藏前官员，及达赖喇嘛的两个专门从美国赶回的哥哥，马上包围了达赖喇嘛，不断劝说他留在印度。

达赖喇嘛开始动摇了。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连续三次和他长谈。“神只有在庙堂里才有神气，离开了庙堂就没有神气了，你的庙堂在拉萨而不在印度。”周恩来的话，让达赖喇嘛在犹豫中回到拉萨。

但六年之后，怎么办？这个政教合一的捍卫者，忧心忡忡。毕竟此前在西藏的民主改革苗头，以及在四川省等其他藏区发生的民主改革，无论在时间上还是从地理上，都给了达赖喇嘛很强的压迫感。

而这时的美国，已经开始直接插手西藏事务。中央情报局在藏人中大肆召募特工人员，并在台湾训练，这些特务的具体组织者，正是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

很快，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联手成立叛乱组织“四水六岗”。1957年7月4日，“四水六岗”到布达拉宫借敬献“金宝座”为名，呈送上“将所有藏区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正中达赖下怀。

在达赖喇嘛的默许和纵容下，这些人开始兴风作浪：1958年春，青海、甘肃藏区发生武装叛乱，四川藏区叛乱则继续扩大。同年7月，西藏发生局部武装叛乱，随后迅速蔓延，直到1959年3月10日，7000多名叛乱分子窜入拉萨，以保护达赖安全、反对达赖去西藏军区看戏为借口，公开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3月17日，自称受到叛乱分子的包围、很难自主自己行动的达赖喇嘛，从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经山南逃到印度，开始他的流亡生涯。逃亡沿途，有接受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的游击队员保护。

11天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而民主改革也在平定叛乱的同时展开。延续多年的喇嘛王国，终于消亡。

这次在拉萨下榻的江苏生态园酒店，就坐落在拉萨河边。每次出门，都会沿着拉萨河走上长长的一段。在拉萨的几天，接连碰到难得的雨天，拉萨河的水位也明显上升。透过车窗望去，水流湍急。

从罗布林卡的外墙出来，同样只要几分钟就能到拉萨河边。1959年3月的一天凌晨，达赖喇嘛正是匆匆渡过湍急的拉萨河，逃亡印度。而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出逃。

早在1950年藏军在昌都战役中失败后，亲政刚满1个月的他，就曾带着噶厦政府的大量钱财，起身前往中印边境的小镇亚东。避居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谷中的这个小镇，举棋不定的达赖喇嘛，焦急地等待着他所派出的赴北京谈判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消息。

阿沛·阿旺晋美，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一个藏族名字。多年后，他成为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至今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秉持务实主义路线的他，1950年一手促成《十七条协议》的顺利签署，并成功说服达赖集团赞同《十七条协议》，西藏得以和平解放。

当然，达赖喇嘛同意《十七条协议》的最关键一点，在于“西藏的现行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而这也是当年藏军主力几乎全歼、美英印“意外”拒绝援助、联合国拒绝“西藏议案”、解放军大兵逼近后，他能做出的最好选择。毕竟，达赖喇嘛最看重的建立在封建庄园制度基础上的政教合一制度，借此得到维持。

多年以来，达赖喇嘛及他的噶厦政府，一直秉持着他的前世、十三世达赖喇嘛留下的政治遗产——骑墙主义：既谋求独立自主的政教合一统治，又不愿与中央政府断绝关系。只要不触及政教合一制度变化的这条底线，他们的立场随时可以发生改变。

这种骑墙主义的作风，深深地影响了达赖喇嘛的行为方式，但也让“西藏独立”从未成为可能，因为，独立并非简单的口头宣示，它需要国际的认同与法理的肯定。可恰恰相反，《十七条协议》是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了中国的主权。正是这一点，彻底断送了西藏在法理上独立的可能，并为中央政府提供了渐进式改革的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跟随达赖躲在亚东的大多数僧侣官员们，也都不愿意到国外去，更不相信外国所谓的援助。让他们放弃自己的庄园，从此开始颠沛流离，自然做不到。而噶厦政府为此特意召开的“民众大会”，也赞同《十七条协议》是当时的最佳选择。这是促使达赖1951年致电毛泽东拥护《十七条协议》的最后一根稻草。

1954年，同样是7月的拉萨河畔。

在成千上万民众的不舍中，19岁的达赖喇嘛坐上由两条兽皮小舟组合而成的小船，渡过拉萨河，沿正在修建中的川藏公路前往北京，去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南海，达赖喇嘛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献了哈达和一个刻有铭文的金法轮。这个在铭文中公开表示“达赖拥护祖国统一”的金法轮，如今收藏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

此后在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又多次和毛主席见面。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喇嘛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这是历史上西藏地方政权的执政者在中央政府中担任的最高职务。

达赖喇嘛在大会发言中称，“现在‘共产党、人民政府毁灭宗教’的挑拨离间的谣言，已经全部破产了。”会后，他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参观。爱好机械的年轻达赖喇嘛多次表示，要把西藏建设成如同祖国内地一样。而就在达赖喇嘛在内地参观时期间，1954年12月，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通车拉萨。这个喇嘛王国千年来封闭的状态被打破。

1956年4月，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喇嘛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此后，他积极地投入筹委会的工作，经常主持会议、发表讲话，相当活跃。而西藏人民也期待着达赖喇嘛更好地和中央政府合作，给他们一个繁荣昌盛的新西藏。

然而，正是从1956年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说1951年达赖喇嘛的返回拉萨，是为了维持政教合一制度；那么8年后同样也是这个理由，促使达赖喇嘛再次渡过拉萨河，流亡印度。

罗布林卡，位于拉萨西郊，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的第一个家。

当不到5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初抵拉萨，在一整天繁复的欢迎典礼后来到这座花园时，他发现自己可以享有“不必负任何责任的自由”。与黑暗阴郁的布达拉宫不同，这里风景清幽，空气清新。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孩子还没有开始他的教育课程，也还没有剃度。对于达赖喇嘛来说，1940年2月前的罗布林卡，是自由的天堂。

罗布林卡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每年3月，是达赖喇嘛最快乐的日子。因为他将要从布达拉宫搬到罗布林卡住半年，直到冬天才回去。20岁之后，他更是长久住在罗布林卡。

罗布林卡，其实是在返京的那天上午匆匆走过。在草木匮乏的拉萨，这里花草丰茂、树木丛生。当与友人一起走入罗布林卡，深感其间的静谧清幽。与迷宫般的布达拉宫不同，这里曾是达赖喇嘛最喜欢徜徉的地方。

花园内的那块“动物园”的指路牌，显得古朴而陈旧。而在当年，这里有一群驯服的麝香鹿，至少六只巨大的藏獒，一只猴子，几只蒙古来的骆驼，两只豹，一只被丹增嘉措形容为“又老又沮丧”的老虎，外加几只鹦鹉、半打孔雀，还有大约30只“非常抑郁”的加拿大鹅。年幼的达赖喇嘛还曾经因为顽皮，跌入罗布林卡的湖中险些淹死；也曾开着他那辆奥斯汀小车，一头撞在遍布罗布林卡的大树上。而如今的那汪湖水，依旧锦鲤成群；花园里的树木，还是枝繁叶茂。

绕着俗称为黄墙的罗布林卡内墙一周，步入从前除了达赖喇嘛以及部分上层喇嘛才能进入的内院。迎面而见的，就是达赖喇嘛在流亡印度前刚刚迁入不久的罗布林卡新宫。

1958年，遵照新任达赖喇嘛都必须另筑新居的传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迁入新宫。新宫上下两层楼都装有电灯，陈旧的木箱床被时髦的铁床取代，浴室中甚至还配有西式浴缸、坐式马桶及洗手池。他还亲自监督种植了屋外那座漂亮的假山庭园中的花草。

然而，达赖喇嘛并没有在他的新宫内住太长时间。1959年，他匆匆从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逃往印度。

站在广场上看布达拉宫，厚重而庄严。然而，这座宫殿只能远观，而不喜近览。其阴郁而灰暗，恰如延续数百年的政教合一体制下那封闭的西藏。

1940年2月坐床典礼之后，全力维护政教合一制度的僧侣们，很快将5岁的丹增嘉措送往这里。布达拉宫，迎来了他的新主人。然而，西藏的最高权力在达赖喇嘛15岁亲政前，一直由摄政经师等僧人所把持。年幼的达赖喇嘛被推上前台，后头则是由僧、俗两套编制从上至下层层贯穿的噶厦政府。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宗教的外衣而显得纯洁；达赖喇嘛也没有因为转世的神奇，而自然获得僧侣官吏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惯于争权夺利的他们，经常把年幼的达赖喇嘛视作傀儡，甚至还在必要时不惜“弑主”。1885年，18岁的达赖十一世在布达拉宫暴毙；20年后的1875年，20岁的达赖十二世同样在布达拉宫暴毙。就连丹增嘉措的亲身父亲，也在自己的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

不知道年幼的达赖喇嘛如果知道父亲将因自己而死，会不会后悔来到遥远的拉萨。当然，不论是拉木登珠还是丹增嘉措，他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何况相比于布达拉宫外那些农奴的孩子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来说，一个中世纪式的至高无上人物的最周到的服务，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因为藏人是相信有来世的。他们常年来已经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去换取来世那份遥不可及的幸福。他们相信，决定你来世去向的，正是达赖喇嘛。而这也是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宗教权力源泉。

多年后，达赖喇嘛自己也承认说：“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从此之后，他到任何地方，都有侍从相随。他被裹着华丽丝袍的阁员及长老们围绕，这些人皆从当地最高尚、贵族的家族擢拔而出。每天与他相伴的，则是睿智的经学家及充分娴熟宗教事务的专家。每回他离开布达拉宫——有着1000个房间的壮丽冬宫，总有数以百计的人群列队相送。

然而，达赖喇嘛从来就不喜欢阴郁的布达拉宫。他最喜欢的地方，叫罗布林卡。

到大昭寺，是在抵达拉萨的第二天午后。

距今１３００多年历史的大昭寺，供奉着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１２岁等身鎏金铜像。大昭寺门口，就是熙攘的八廓街。

在大昭寺逗留的整个下午，只看见两个喇嘛匆匆走过。很难想象，这些羞赧的喇嘛，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西藏的一切，以宗教始，也以宗教终。喇嘛教，就是西藏的佛教。然而与中土佛教的不问世事迥异，这里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却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着这里长达数百年。后来人给这种独特的喇嘛统治取名为：政教合一。

所谓政教合一，指的是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领导下，西藏地方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的制度。上层僧侣中为首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领袖——达赖喇嘛，据称是观世音菩萨转世。从第五世达赖喇嘛确立政教合一统治，直至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流亡印度，已有１０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而大昭寺，其实也不是达赖喇嘛的大本营。达赖喇嘛以及他的格鲁派，高居布达拉宫，下设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再通过它们遍布各地的附属寺庙，打造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喇嘛统治体系。几乎所有的上层喇嘛，要想得到民众的承认，必须隶属于这三所寺庙；就算是即将继位的达赖喇嘛，也只有参拜三大寺并加入它们的喇嘛组织后，方能行使其宗教、政治权力。

传说中，哲蚌寺喇嘛有７７００名，色拉寺有５５００名，就是最小的甘丹寺，也有３３００名喇嘛。神奇的数字，伴随着寺庙内阴暗的通道、陡峭的木梯以及嗡嗡的诵经声，又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在早年的西藏，当喇嘛是一种荣耀。可当你踏入喇嘛庙的第一天起，你的命运就被纳入严密的僧侣等级体系中。尽管穿上褐色呢绒布长袍的你，从此有资格得到实物或钱的补助，但你也要开始服差役。不用干活的，只有活佛，而想成为活佛，即使在修炼有年后，也得先向达赖喇嘛递交申请。

据称达赖喇嘛的秘书处，掌握着一个长长的活佛名单，而为首的则是西藏地方摄政的可能人选。当然，达赖喇嘛也有随时提升、降级甚至废除活佛的权力。转世存在与否，世俗的道理很难解释；但通过控制一个活佛来控制一座寺庙，进而控制一个地区，却是达赖喇嘛长久不变的政治哲学。

当然，在１９３９年，不到５岁的拉木登珠还不知道这些。懵懂的他因为被认定是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坐进了象征达赖地位的黄轿，全家从青海农村搬进了２０００公里外的拉萨。不久，拉木登珠在大昭寺完成了他的剃度仪式，成为一个小沙弥，并改名成丹增嘉措。

陌生的布达拉宫，等待着这个新主人的入驻。

拉萨，自从314事件后，成为每一个新闻人渴望亲临的地方。而我在314整整四个月后，到达这里。

出发之前，匆匆翻阅了屈指可数的西藏书籍，也下载了十多份研究报告。可直到站在贡嘎机场，看着几乎压在头顶的蓝天白云，才发现自己对这片土地依旧如此陌生。

一直渴望承袭林达先生《带一本书去巴黎》的笔锋，追寻这个昔日的喇嘛王国。

全文请见7月31日《国际先驱导报》

编辑手记：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共产党的前途似乎一下子变暗。之后10几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其自身的灵活转型，继续保有执政地位。那么，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处境又是如何？尤其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呢？近来“英国共产党声援中国”的新闻，正好成为让记者探访英国共产党总部的由头。

国际新闻报纸中这种类比式的调查报道，屡见不鲜，而其意义很大程度在于“镜鉴”和“参照”，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矣”。通过探访各国共产党总部、专访党主席，去做“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生存调查”，本身同样是一个很好的系列报道主题。《参考消息》其实很早就设有“各国共产党”的栏目，但限于操作手法，只能等米下锅，不能主动出击。

可见，还是主题式报道的系列化问题。如果说对单个新闻事件的报道，是对“热点”的跟踪；那么对这个主动策划出来的主题式报道，就是“冰点”。

热点看的，更多是热闹。事发后，各家媒体往往一拥而上，最后不会给你留下多少剩余空间。但冰点看的，往往就是门道，是新闻价值的独家再挖掘。

至于冰点的主题，除了依旧注重“与中国的相关性”及类比效应外，更关键地在于从学科规律、社会现象(思潮)、全球趋势出发，去凝炼出的事物特征或者概念。这一点，往往是境外媒体（如FT）擅长的。

如从中国企业频频迈出国门的社会现象，得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题；而可从学科规律得出“政治地理”，去挖掘某个具体地方的政治内涵和故事；又如从“世界是平的”这一全球趋势出发，去做“企业家眼中的全球化”，等等。

编辑手记：

一直想做一个“对华智库”系列，揭开这些藏在幕后的人，如何影响这个世界的秘密。这些智囊团所在的圈子里，又奉行着什么样的规则？他们的影响力又有多大？

这期的《两岸台海政策智囊团揭秘》，算是第一篇。给撰稿人的思路清单如下：

    1，大陆对台研究团队，有没有一个比较系统而权威的分类？以及有没有一个江湖上的分类，如“南派”和“北派”？
    2，团队的组建历史如何？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
    3，他们的作业模式和特点差异何在；
    4，这些团队的代表性人物有谁？在重大时刻有何故事？（陈孔立精准预测；余客礼舌战台湾媒体；阎学通道歉等等）
    5，他们起到的实际作用又有多大？

一个好的策划编辑，必须帮助记者理清思路。方法也简单，站在读者角度，看看读者关心哪些问题，然后细化归纳并代为提出，让记者解答。

此外，就是文首提及的关于“对华智库”等系列报道问题。这种主题系列报道的形式，可取吗？

如今国际新闻报纸信息爆炸，和《环球时报》这些日报拼新闻时效，自然是拼不过了。这也非优势所在。怎么办？

是的，拼深度。

但深度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新闻的独家深度，读者关注的单个事件报道，我们能深入一层、更进一步，直指问题核心；第二个层次则是主题的深度，即主动策划月度、季度甚至年度主题，通过新闻调查手法进行持续跟踪和系列报道，并通过相关的主题形象包装（这点至关重要），进而树立该主题上的舆论话语权。

目前，我们重视了第一个层次，但似乎忽略了第二个。这也许正是如今单篇文章反响不错，但无法持续，更无法树立舆论话语权的原因所在。

编辑手记：

    前些日子在西藏时，无意间在当地报纸上看到“西藏当地政府发文 禁止公职人员子女就读达赖学校”的消息，当时直觉这个题目值得深挖。

    曾经做过一组关于“民进党中央党校”的调查，深知学校带给每个人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而青少年如果就读达赖学校，洗脑后果之严重，不可低估。那么，达赖学校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

    发给记者一个长长的问题清单，供他搜集素材：

参考问题：

一．性质、背景
1．“达赖学校”什么时候开始创建的？有没有一个集中创建的时期？
2．“达赖学校”小学、中学都有吗？
3．达赖集团当初决定创立“达赖学校”的原因？
4，“达赖学校”的校长一般都由谁来担任？达赖有亲自担任的情况吗？
5，“达赖学校”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二．课程、师资
6．“达赖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涉及哪些方面？与内地学校有何不同？（如英文？）
7．“达赖学校”的老师都从哪来？

三．学生
8．学校的学生都从哪来？学校采取了哪些手段，去吸引内地藏人？
9．到目前为止，达赖学校共培养了多少学生？每所“达赖学校”一般有多少学生？
10，每年有寒暑假吗？

四．机构运作
11．“达赖学校”“达赖学校”大概有几家？都分布在哪里？每所占地多大？
12．学校机构设置如何？有多少工作人员？
13．在一些关键的政治事件发生时（如314），学校会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会否在上课时，由教师灌输一些政治立场？
14．达赖学校有没有什么内部刊物？教室里是不是都挂着达赖的像片？

五．经费
15．最初的创建经费从何而来？
16．学校日常开支的基本经费来源是什么？是否接受其他团体的捐款？是否接受商业赞助？（西方势力？）

驻新德里的记者，很快把初稿传回；但同时他也提示说，担心这篇文章无法公开发表，因为“政治不正确”。的确，达赖学校的运作与其他学校无异，背后的政治意图完全掩饰在宗教外衣下，一时确实找不出新闻的核心所在。没办法，只能从初稿中所表现的文字里，逐个依据常识和逻辑来梳理分析。

其实学校对孩子们的影响，除了显在的课程外，还有潜在的周边环境的影响。

如初稿中提及“孩子们接受的是藏语和英语双语教育”，但只需反向思考并加以类比，就发现汉语被排除在外。隔阂多半因沟通产生，如同当年日本人统治时强制中国人学日语、而不准说中文一样。同时，语言也是思维模式的基础。点出这些，对达赖学校的用心自然明了。

周边环境的耳濡目染，随后也在文中补充点出。因为政治立场、价值观的灌输，尽管没有直接在课堂上出现，但周边“西藏独立”的浓厚色彩，对一个孩子心理刻下的痕迹，不是将来能轻易擦去的。

工作中，经常在路透、法新的图片库里发现一些藏族年幼的孩子，头带“西藏独立”的头巾，歇斯底里。不明真相的西方记者，自然热衷于拍这样的图片，以表现所谓“西藏自由”理念。在这点上，达赖集团深谙公关之道。

很心痛于这些无辜的孩子成为政治表达的工具，也痛恨那些把孩子直接推上前台、与警察对抗的政治喇嘛。但更忧心的，是这些孩子本身。

他们的歇斯底里，背后有一种信仰在支撑；这种信仰的养成，正来自这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学校。在这里，他们从小学到的，是对抗而不是温和，是仇恨而不是宽容。真善美的标准，已经完全颠倒，正如恐怖分子往往自视为爱国者一样。

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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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在编辑过程中，一直很小心不能因为“政治正确”，而歪曲事实。尽管一些中和的话后来在刊发前被删除，但总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