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史学：延续而非变迁

《儿童的世纪》，1960年由法国学者阿里耶斯发表的这本书，开启了西方对儿童历史的研究。

阿里耶斯在书中提出“儿童的观念”，即作为家庭中心的儿童具有某种天性，使得孩子不同于成人，也不同于青少年。将孩子从成人社会中分离出来的，是家庭和学校。

阿里耶斯还设想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家庭体系。传统的家庭以社交性为特征，没有给家庭私生活留出余地，家系的延续、家族的荣耀和家产的集中高于一切，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反而难以建立；现代家庭以隐私性为特征，小家庭的全部精力用于帮助子女在社会上立足、成长，追求的完全是子女本人而非家庭的利益。

在1970年代之前，类似的观点占据主流，儿童史都在强调历史上儿童的悲惨命运，以及儿童历史的变迁，即从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起儿童命运的根本性改善。但此后有儿童史学家提出，其实在历史发展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主要是延续，发生变化的不是家庭内的态度和价值观的基本模式，而是更多广大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

后现代主义如何影响历史

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于1960-1970年代，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的全面反省和批判。西方“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是推崇理性、强调科学、崇尚公正、平等的社会秩序，以及自由、进步和实用主义，但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传统概念已经不能认识、解读如今的世界。

如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注重理性，注重西方，注重中心和精英，注重线性发展和进步，但忽视了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弱势群体与底层民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妇女、个人等等。这些都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

此外，后现代主义者提出历史是由语言和话语创建和书写的，语言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动的主要因素。如福柯就用“话语”和“权力”的概念来解释理性，认为不受权力影响、不为一定利益服务的话语是没有的。

的确，在互联网出现前，很多时候，历史只有一种写法，而真相隐藏在后。(完)

家庭史学：一沙一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10月20日一期的封面文章，是《严宏昌的家族史》。严宏昌一家，是当年包产到户的安徽小岗村的一户农家。三联表面写严宏昌的家族史，背后写的是1978年那次转折，以及安徽小岗30年来的变迁。

是的，在传统史学中，家庭、家族、婚姻之所以值得一书，往往是与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某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事件的背景，家庭在历史上时隐时现。但1960年代前后，家庭史的研究不再从属于事件史。它开始把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力图揭示家庭与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

西方家庭史学研究的重点，往往是历史上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分为历史人口统计、家庭经济、家庭情感或观念等方面：

1，从历史人口学角度，家庭史往往关心家庭结构、规模、结婚年龄、独身比例、婴儿出生率与死亡率、人口迁徙、预期寿命等等；

2，经济方面，家庭被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重在研究家庭生活各个领域的经济联系；

3，情感或观念上，家庭被看成是由许多现代的情感和观念为核心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历史学家们力图从家庭成员的日常行为中，提取潜在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揭示以感情和隐私为特点的现代家庭的起源。

家庭在这时候被分为传统和现代两大类型，从传统家庭到现代家庭的转变，主要看成是从父权制家庭向个人主义家庭的变化。如认为现代家庭有四个重要特点：1，放弃密切的邻里和亲族关系，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孩子所组成）具有强烈的情感联系；2，强烈的个人自主意识和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3，性快乐与罪孽之间的联系得到减弱；4，身体隐私的愿望不断增强。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外，还经常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以研究家庭结构的演变，家庭内部关系、亲族网络的联系，婚姻的形成、再婚、性关系，儿童、青年和老年问题，家庭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家庭与城市化、工业化的关系等等。其中社会学的生活周期理论，对于认识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的变迁尤为重要。

家庭史学研究半个世纪以来发现，虽然家庭不能表现为轰轰烈烈的运动，但始终静悄悄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思想和感情，从而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如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一书中说，“社会的一切都以家庭为出发点，几乎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家庭获得解释。”而家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往往在文化、经济和人口方面发挥其独特功能。

文化上，意识形态体系正是家庭结构在思想上的具体体现。每一代人都必然无意识地接受父母的价值观，通过模仿，潜移默化地接受那些规定着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及同胞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这些规范反映在社会关系上，就形成一定的意识形态体系。

如布罗代尔把家庭分为三大类：1，核心家庭，由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子女一旦自立就离开父母，家庭的控制力很小；2，世系制家庭，也称主干家庭，父母与一个作为继承人的已婚的儿子生活；3，宗法制家庭，所有子女不论结婚与否，都留在长辈身边，形成一个庞大的家族群体。在布罗代尔眼中，这三种相对稳定的家庭类型，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倾向，如在法国，天主教主要在世系制家庭中发展，共产党则在盛行宗法制家庭的社会阶层中立足；即使家庭体系发生动摇，其相应的宗教和社会信念也顽固存在。

经济上，家庭经济很早就摆脱了自给自足的性质，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环；人口上，家庭作为生育单位对于历史的作用，正是通过人口运动表现出来的。

妇女史学：女性视角看历史

历史，history，也就是his story。

可见，在创下历史这个单词的时候，就是男人的历史。

随着妇女社会运动的发展，1970年代，妇女史学出现。米利特《性的政治》一书中提出，政治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而性本身，就是具有政治内涵的；男性集团支配女性集团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婚姻则是家庭内部殖民地。福柯的《性史》也同样从权利角度，去分析有关性知识的某种形态。由此来看性革命，主要是一场思想意识的革命，其次是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

妇女史学的出现，不仅仅是增添了历史的新内容，更突破了历史表达的原有局限，让人们看到范围之外的东西，并提供了一种观察的新视角。例如，在传统女性眼中，王朝的更迭可能不再意义重大，因为女性的日常生活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还是带着孩子围着锅台。相反，在社会观念还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时，某些单纯的科技发展，如洗衣机、避孕药的发明，反而能极大地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或生活状况。

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妇女史学研究的三大指导理论。概括地说，自由主义告诉女性要追求政治和法律层面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提出第一种阶级压迫就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性要追求经济上的平等和独立；后现代主义则提出文化层面的平等，要求改造当前男性为主的文化。个人认为，即使在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女性的生理差异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不是说所有男性要做的，女性都要以一种竞争的姿态去实现。男女平等，重要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

就妇女史学而言，它不仅使人了解妇女过去的经历和社会地位，也传递着一种女性历史观，从女性的角度去评价历史。而它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

人类社会很早以来，就有一种不平等的、二元化的性别制度和相应的权利关系。性别，是由生理决定；但社会性别，却由整个社会文化、传统塑造。所谓社会性别分析，就是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从两性社会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它也是对阶级阶层分析、民族种族分析、文化分析等方法的重要补充。

城市史学：现代历史的落脚点

当农业社会的乡村变成工业社会的城市，当农业的、自然的、传统的东西被法律和契约所代替，当礼俗社会成为法理社会，城市史学便出现了。

提到城市史学，不能不说的是美国的芝加哥学派。这个成立于1920-30年代的社会学派，把城市及其周围的环境作为一个生态的复合体来研究，从而创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也酿就美国城市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是第一个把生态理论模式运用于分析社会的。他的“自然区域理论”认为，迅速发展的城市区分为几个自然区域。区域的划分不仅源自经济，也因为社会和文化，如特定的习惯、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念。他的学生麦肯齐，则进一步提出“生态星座”理论，认为一个地区居民的活动与机构的分布不是静止的，而是像星座的运转一样不断运动，并受地理因素、经济因素、技术文化因素以及政治和行政措施的影响。此后还有伯吉斯的同心圆生态分布理论，认为随着城市的发展，内部的圆环会不断地向外扩展。

在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基础上，1938年，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历史上的城市》一文，首次以城市为主线来解释美国形成的历史。此后，以叙述某一城市为主题的著作陆续出现，如城市与西进运动的关系、城市与美国人独立意识形成的关系等等。196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埃里克·E·兰帕德发表《美国历史学家和城市化研究》一文，提出开展城市化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城市中的“问题”，标志着城市史学的出现。

城市史学，本来就是基于经济、文化和社会概念写出的历史，是对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综合性研究。它包括对人口集中过程的研究、经济发展和技术的研究，也包括城市居民对城市发展方向的动机的研究，以及城市与周围地区关系的研究。如果仅仅是基于区域概念写出的历史，只是方志。

而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其实蛮有一些新城市史学的味道。林达虽然没有去完整地写巴黎的形成、发展历史，但他通过对这个城市的探访，展现的是巴黎城市史的一个切片，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与如今巴黎的重影，强调的是巴黎城中那浓厚的历史气质、思想力量和文化内涵。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微观城市史学呢？

说回城市化。对它的研究分为：

1，人口/社会生态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主线，城市化的过程就是人口不断集中的过程，80%则往往是城市人口集中的顶峰。至于社会生态城市化，则把工业化和城市化看成一个统一的过程，认为经济发展是制约着城市化的首要因素。同时，在研究个别城市的基础上，要研究城市之间形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以及国家范围内的城市网络。

2，结构城市化。

即等级制的城市网络系统。它包括城市与其周围的小城市、城镇和乡村的关系，也包括城市与国家级的大都市以及世界级的大都市的关系。而世界城市理论按照经济功能被区分为4个级别：世界级——国家级——地区级——地方级，形成一种阶梯状的世界城市网络结构。

根据加拿大历史学者凯尔莱斯的都市主义理论，一个超出一般城市规模的都市不仅对它周围的农村，而且对其周围的城市进行统治，通过控制这一地区的交通、商业和金融，使之形成一个统治中心，通过这个中心，大都市还与比它层次更高的世界其他城市进行贸易和其他方面的联系。

而美国波特兰大学的卡尔拉波特则在1997年提出“国际城市理论”，打破了世界城市理论的等级制。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城市在本质上是外向型的，强调世界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城市的多极化，强调国际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交叉性结合和相互影响。

3，行为城市化。

即城市化对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人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如城市生活的不可名状、孤独和复杂。其实不同城市对人的性格、价值观的影响也不尽相同。记得易中天在《读城记》中，对中国的城市有一个比较历史性、人文化的粗略分类，分为古都、名邑、圣地、边关、滨城、重镇、商埠、特区。而他对于城市风貌、性格的解读背后，是对市民性情的解读。

如今，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点，也必然与乡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发生冲突。城市化与郊区化本来就是相对逆向的运动。由于交通的改善和土地成本、产业结构等经济因素，加上城市环境的恶化，使得郊区化成为必然。郊区化的后果，是大都市的出现和城市地域的无限蔓延。个人认为，城乡关系的紧张，也出自城市扩张带来的人口增加和资源减少；而扩张过程中造成的城乡结合部，自然也成社会问题频发区。

至于城市化的研究方法，有人把城市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结合，按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城市的发展；有人从政治方面去研究城市化的过程，提出“皇家城市化”的概念，即城市及城市网络形成的主要动力是国家政体的迅速膨胀，而不是经济和市场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对于首都城市而言。王军的《城记》，就是从政治方面去写1949年后的北京城的哀伤故事。

心理史学：历史背后的潜意识

心理史学是运用现代成系统的各种心理学理论，来解释和研究历史问题的史学。其通过研究分析历史人物的心理，来解释人物的选择，来挖掘历史背后的潜意识；其主流往往是秉承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的精神分析，但行为主义和认知理论等非精神分析性质的实验心理学，也值得注意。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这个犹太人提出人除了有意识、自觉的心理状态外，还有一种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但却也能控制人的行为心理状态，即无意识。而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正是以“无意识学说”为核心。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来自三处：

一是先天本能的冲动，esp.性欲冲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最重要的是性——人本能地寻求快感的广泛的肉体功能。他认为性欲是人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心理能量，当性冲动不能进入意识并得到实现时，往往回去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满足，从而呈现出某种病态。

二是后天经历，那些自己感受羞耻或者痛苦的东西，由于受到自我的压抑而排除出记忆或者意识，进入无意识领域。

三是幼小时通过父母、老师等接触到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行为规范。的确，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社会、传统从他出生以来就开始的浸润。

弗洛伊德开启了精神分析涉足历史的大门，但他的精神分析往往不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而成为心理决定论。直到1950年代，西方心理史学宗师埃里克森的出现。

埃里克森把人生分成八个连贯的阶段：婴儿、幼儿、幼童、学童、青春期、青年、成年和老年。他认为，人的每个阶段都要解决一个特定的心理问题，即“心理—社会”危机。与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经历相比，埃里克森最重视的是青春期和青年时期，因为人在这个时期有个自我主体身份确认的问题，即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个人认为，愤青之所以以青年为多数，正是因为青年人在“我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过程中，由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做出的角色扮演和观念表达。

认为人的一生都在发展变化中的埃里克森，因为承认个人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把历史人物的行为与其时代和社会的现实联系起来，因此一定程度纠正了历史研究中的心理因素决定论。尤其是他的八阶段生命周期论和关于青春期的主体身份确认危机，使得心理学成功涉足人类群体史和历史人物个人经历的研究，进而出现《纳粹青年追随者的心理历史渊源》《德国的影响——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等心理史学佳作。

至于非精神分析性质的实验心理学，往往采用：

1，行为主义理论。该理论的典型公式是“刺激—反应”，认为操控外部条件的刺激便可使主体产生预计的反应，而不顾及任何主观内心因素。（此公式与物理学中的“作用力与反用力”相通。但在1930年代，出现新行为主义理论，认为刺激与反应之间存在中间变量，即个体当时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包括需求变量和认知变量。前者即动机，如性、饥饿、安全；后者为能力，如知觉、运动技能等）

2，特征心理学。所谓特征，是人们在智力、气质、动机方面的特点，如人们都有获取成就的需要（成就动机），有对秩序、权利的需要等等。（后来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实更深刻地解释了人的五个需求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3，认知心理学，研究人们如何接受和加工利用信息的。其中认知不协调理论经常用在历史研究上，该理论认为，人脑中的认知系统总是趋向和谐、平衡和一致，一旦和谐遭到新信息的破坏，就会产生不协调；因此产生不安情绪的人为了消除这种不协调，将改变原来的认知成分，使之和新的信息一致；或者歪曲和忽略新的信息。

当然，因为非精神分析心理史学往往只能解释历史进程中的孤立现象、特征和人物态度的某些具体表现和转变，对历史的解释缺乏实践上的连贯性，因此也让注重研究对象由来发展的精神分析理论，成为西方心理史学的主流。

新政治史学：发掘政治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动因

政治史是史学整体的骨架和神经：西方最早的史学著作，就是政治史；随着19世纪史学的专业化，政治史分衍出政治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政治制度史等诸多学科。而且，史学专业化过程就伴随着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史学家往往从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立场去阐发史实，史学观念中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和国家色彩，传递着国族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英国史学家弗里曼提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

20世纪初，政治史的传统主导地位遭到挑战。德国的兰普雷希特打破了原有的以上层政治内容为历史的传统，法国的亨利·贝尔反对单纯地描述历史，强调如何进行综合比较，强调解释历史；英国的纳米尔则注重从政治家身后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分析政治家的政治活动，揭示出在所谓国家利益和政治原则背后的个人利益、派别利益。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即控制别人行为的资源或能力。“任何事情都是政治活动”，因为所有活动都可以提到控制和反控制的高度。在此认识基础上，1950年代，政治史学研究范围迅速扩展。新政治史学由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总统政治等上层精英政治，发展为地方政治、种族政治、性别政治和以民众选举为标志的下层群体政治，甚至是企业、公会、学校、“厨房”、“卧室”和“商店”政治等基层的和个体的政治。

新政治史学大量借用政治学行为主义理论和分析方法，因此又称行为主义史学。它由定性描述转为定量分析，以图表公式代替叙述建立各种分析模式，如选举周期模式、民众投票模式等等。

换言之，新政治史学是以政治学行为主义理论和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下层群体的政治行为，发掘政治行为、政治现象或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动因。它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大众选举、议会表决选举、政党政治、集体传记，以及以政治权力为纽带同其他史学分支相融合的政治史。

如在政党政治领域，新政治史学家提出“政党时期”概念，认为政党指导和协调政治机构，它们支配选举、立法机构、经济分配、人事安排。

又如在选举领域，与传统史学关注总统竞选人、竞选班子、纲领、支持率等相比，新政治史学研究的是下层，关注的是谁投票，而不是谁得了多少票。关于民众政治倾向或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学者提出两大模式：一是经济解释模式，即选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二是文化或种族-宗教解释模式，强调选民的文化因素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当然，也有史学家强调多种因素对政治的影响，如1950年代出现的“政党忠诚”模式，地区性研究表明的家庭、血缘和地域对选举的影响，以及如今“理性的”选民模式，即选民对问题、事件和候选人本身的重视程度。

这也就是德国学者贝塔朗菲所说的政治系统论，即政治系统如同人体各系统互相影响一样，也同时受到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思想文化系统等的互动影响。（eg.后来西方对劳工史的研究，即开始了这样的系统化思考，或把它置于“自发—国家调控—全球化市场”的复杂的产业系统中，或把它沿着产业民主理论的思路和方法去深入分析。）

倾向于“自下而上”的新政治史学，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历史在多大程度上由下层民众决定？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天，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受到的教育是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无数历史事实也表明，真正主宰历史的往往只有大人物——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小人物往往只能在历史的浪潮中随波逐流，只求现世安稳、岁月静好。

思考的结果是：人民的确是也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按下历史列车启动钮并不断修正方向的，是那些或跃身台前、或隐藏幕后的英雄。没有思想力量的乌合之众，往往被英雄欺骗、利用而不自知。

法国年鉴学派的启示

它是西方20世纪兴起的“新史学”中影响最大的学派——年鉴学派。以它为代表的新史学，深刻影响着历史的格局。

传统史学有三大偶像：政治偶像，把政治事件研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个人偶像，强调研究杰出个人的活动；编年纪事偶像，即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但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和布洛克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年鉴学派也因此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与传统史学倡导叙事史、缺乏解释不同，年鉴学派强调“问题史学”，以“提问-回答”为中心组织历史研究。

如费弗尔常常选取杰出的历史人物，并由此切入，研究这些人物与历史的关系，进而通过人物研究来考察特定社会的文化-心态结构。布洛克则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注意的是文化的群体和日常生活习俗，探究心态在社会生活综合运动中的性质和功能。

1958年，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凭《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彻底更新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框架。我把布罗代尔的历史观比作一个时钟，代表“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的时针、分针、秒针同步运行。

代表“长时段”的时针，对应概念是“结构”，也称自然时间。它是各种结构和结构群稳定的、很少变动的历史，往往用半个世纪、100年、200年或更长时间来衡量。这些“结构”在历史上起着深刻作用，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

代表“中时段”的分针，对应概念是“局势”，也称社会时间。它往往用10年、20年、50年或更长时间来衡量。局势指的是在这样的时间内周期性地有节奏地对历史发生重要作用的各种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工资变化、生产增减等等。

代表“短时段”的秒针，对应概念是“事件”，也称事件时间或个人时间。事件往往对历史进程作用微小，如革命、条约、地震等转瞬即逝的变故。

螺旋式发展的历史，被布罗代尔分为3个层次，每个层次又有相应的时间节奏。传统史学热衷于事件史和个人，因此对“短时段”感兴趣；新史学则对“中时段”“长时段”情有独钟。布罗代尔《菲力浦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一书，就按以上3个层次考察了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兴衰：先是分析人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然后是研究当时的社会和经济以反映集体命运和普遍趋势，最后则叙述事件、政治和人物。

但认为“人们不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人们”的布罗代尔，由于忽略了对人的研究，导致1980年代年鉴学派的危机。史学界开始出现叙事史的复兴，是为新新史学。如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一文中，提出历史学家的研究兴趣已经发生重大转移：

1，人们的研究对象从人周围的环境转向了环境中的人，研究的问题从经济和人口转向了文化和情感，研究主题从群体转向个人；

2，对历史变化的解释模式从分层和单一因果关系，转向了交往和多重因果关系；

3，使用的主要原始资料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领域转向人类学、心理学领域，研究方法从群体定量研究转向个人定性研究，文字组织上从分析转向描述。

注：今年7月写《从《蒋经国传》看人物文章要义》一文时，我曾总结了人物研究的“时空—情势—选择”三段论，即我们记录的是“在大时代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下，一个人物自身性格、理念的形成，他对情势的判断及其在此基础上他所做出的主动或被动的选择”。如今依新新史学看来，不妨再把心理、情感因素考虑进去。毕竟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不一定都是理性的，甚至往往是感性的、无意识的。

历史哲学是什么

所谓历史哲学，指的是寻求在其整体上理解历史、理解支配历史的那些原则及它可能隐含着的意义。

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历史演变的规律，并试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出一种模式。

从圣奥古斯丁到鲍修哀，这些基督教的思想家认为，历史本身的时间是一次性的。创世纪、基督的诞生和最后的审判，是历史的开端、中点和终结。而国家的兴衰，由神意决定。

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历史哲学开始了它的世俗化。维科把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伏尔泰则第一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他所写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而非国王的历史，是世界史而非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历史。在他看来，理解历史要从大处着眼。

康德则把历史看成是发展进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重视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到了黑格尔，历史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如此这样的事实而加以肯定，并且还由于领会那些事实何以是那样发生的原因而加以了解。

20世纪，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历史包含有许多古往今来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起源、生长、衰落和灭亡的周期过程。汤因比则在《我的历史观》一文中这样说明他的主要论点：1，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者称之为“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2，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

汤因比认为，人类6000年的文明史可分为21个文明，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5个阶段。文明起源和生长的原因，是对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或少数人发挥创造性作用，没有创造性的多数人则只是“模仿”少数人；文明衰退的原因则是少数人失去创造性，多数人不再模仿并开始离心离德，统治无法继续的少数人开始镇压，并导致多数人的反抗。至于文明衰落的标志，则是“统一国家”的诞生。

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主要是研究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则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个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强调思想的力量。

马克思和他的信徒们怎么看历史

小时候学马克思，总是理解不了。因为马克思的信徒们在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时，总是讲大道理，无数的专用名词。如今看马克思，这个大胡子的唯物史观提出一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认识现在、预见未来。便颇有几分感触了。

马克思之前，有18世纪意大利的维科，他首次提出人类历史有一套客观规律，而人类经过的是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与人的时代。维科还提出历史发展是螺旋渐进的。然后是19世纪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等人，引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而德国的黑格尔则首次提出“世界历史”概念，强调那些表面上孤立的历史事件彼此都是有联系的，他开始用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历史，认为存在一个不以人类个体意志为转移的完整的历史逻辑。

而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进化论，让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辩证联系与发展规律有了清楚认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都有其规律，历史亦然。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更被恩格斯认为“深刻揭示出各种物质形态的普遍联系与相互转化关系”。

然后，马克思出现了。他提出：

1，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随着时代发展，1930-197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修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与一些新的解释理论结合。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提出，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意味着价值不再由劳动、而是由科学技术创造，生产力的发展也将取决于科技而非生产关系变革，因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已经无法解释20世纪）

2，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量变是历史的渐进，质变是历史的突变或飞跃。历史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运动，因此表现为螺旋式，走两步退一步。

历史存在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性决定历史运动的方向与结果，有时难免理解成“宿命”；偶然性则决定历史运动的过程，或是加速、延缓，或是表现出其特殊性。

历史有统一性和多样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依次发展，是为统一性；而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有依次演进和跨越式演进两种。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即个性，我理解为“平行历史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否认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强调历史的必然性，不否定偶然性、人的历史主动性；强调共性，不否定个性……有时候，“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讲述的是中庸的真理。）

3，“世界历史”理论，即今天的全球化——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密切联系的国际化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进而破坏生产力。因此，资本主义束缚了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但20世纪，科技发展、产业转型使得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变化，公民权利由政治逐渐扩大到社会和经济方面，工人不采取社会暴力和冲突的形式也可以获得权益，从而化解了社会矛盾的程度。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福利体制形成，工人阶级或下层群众分享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如学生运动、和平反战运动、环保运动等重大社会运动不再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得以存留。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造成资本主义结构的重组、实行国家干预政策及经济全球化后，资本主义的自发性、盲目性造成经济危机的理论已过时。）

————————————————————————————————————————————————

西方把马克思的理论归结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

科学主义注重于经济和社会形态等客观世界的研究，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1960-70年代，历史学发生向社会史的转向，成就英国的新社会史学派。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秉持培根的实证主义传统，挖掘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内部的矛盾以及由这种矛盾所形成的张力。

如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提出总体史观，称研究每一个问题都要从社会总体上进行考察。他提出一个观察问题的方法，即：1，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入手；2，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3，产生的经济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4，制度、社会及活动。霍布斯鲍姆在研究法西斯问题时，提出的“时—空—人”分析框架，即时代、地域、种族、阶级、年龄等，值得注意。

人本主义注重人道主义、异化理论，以及历史发展中人的主动能动性和创造性。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首次出现了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重要标志。人得彻底改变孤立的民族性与地域性，与现代文明交融。

法兰克福学派则进一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异化，认为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和人性都发生异化，发生了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

目前讨论马克思时，与从经济和生产关系出发、讲五种社会形态的前者相比，以“人”为本、讲三种形态理论的后者受到重视，即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开始是人受人的奴役，后来是人受物的奴役（资本主义由商品、资本决定人的社会地位），将来共产主义，物质极大丰富，人将摆脱人和物的奴役，获得彻底解放，并且人也能意识到他是自由的。

以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则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学”，提出要尊重、关心和爱护人，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人”，才能对整体的人加以尊重；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还把对个人心理的研究与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相联系，即社会心理学。

注1：马克思主义讲究的以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观点把握世界历史，注重社会经济背景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阶级分析等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意识形态。

注2：目前，阶级分析更多地被阶层分析取代。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以个人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来划分，强调生产资料占有的决定性意义；而阶层以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地位、权力与声望的高低而划分，阶层和阶层间不一定彼此敌对，但阶级与阶级之间是对抗性的矛盾。

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或配置方式的差异。由于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但不是唯一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的范围之中。

历史学的三阶段

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能否记录和解读好新闻的前提，在于你能否理解历史。

1970年代至20世纪末这100多年间，西方历史学的演变经历了传统史学、新史学和新新史学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方法和认识论各不相同。

传统史学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史，通常记录的都是王朝更迭、帝王将相等上层统治者的政治、军事及外交活动，也就是“大人物的历史”。历史学家通过对档案资料的考证与鉴别，希望重现历史真实，并相信自己能做到绝对客观。

德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与英国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出版，是新史学的代表作，因为他们以超越民族国家界线的文化或文明的兴衰为内容。1910-1960年代的新史学，主张突破传统政治史的局限，将研究扩大到经济、社会层面；新史学破除了传统民族国家史的局限，广度上开始对人类不同文化做跨越国家局限的历史考察，深度上细致探究某个历史现象或问题的发展过程；新史学不再是“大人物的历史”，而转向平民百姓等全体各阶层人民。

如果说传统史学重在叙述，那么引入跨学科研究的新史学，则重在提出问题，并对其分析和解读。记录和解读，正是新闻的使命。

如新史学典型代表、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认为，历史发展的深刻原因不在于大人物的性格或外交对抗中的矛盾活动，而在于地理、经济、社会、知识、宗教、心理等诸多历史潜在因素；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更是提出“长时段”概念，认为政治、军事、外交“事件”仅仅是短促时间内的事情，历史的深刻潜在因素，在于那些发展缓慢、持续时间长久的“结构”和“势态”。我把布罗代尔的历史模式，理解为“时钟模式”，“结构”“势态”“事件”三根指针同步运行。“时钟模式”及平行历史观，深刻影响了新闻策划的格局。

1970年代，新史学出现“叙述的复兴”，即新新史学，也称微观史学。

与重点研究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各方面变化发展的新史学不同，新新史学把重点转向人自身，去探索历史中无名的个人或小群体的生活经历与心灵体验，以反映某种文化或社会的情况，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前者着重研究经济、社会史，后者偏重思想（心态）-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研究一定环境下人们的主观状态。

新新史学突破了新史学过于物化的局限，着力于挖掘人们由传统积淀而成的、可以不随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的“无意识心态”。新新史学认为某种社会或政治运动的兴起，主要应当考虑“思想文化”的作用，而不是“阶级”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也因此被认为漠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史学多依靠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新新史学则常借人类学（各族群文化）、心理学工具。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厚描述”方法，即对微观史学影响巨大。所谓“厚描述”，即深入细致地描述事件，分析其文化意义，从而揭示全部社会系统和价值观。

通过一个城市的探访，来写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主化的故事，是很有趣的“政治地理”题材的操作思路。这样的“城记”系列，别有风味。

写完《追寻昔日的喇嘛王国》后，借着病假休养，开始读《带一本书去巴黎》第三遍。其实自己在《追寻昔日的喇嘛王国》一文中，是通过达赖喇嘛的单一人物故事为主线，来写西藏1959年民主化的故事；与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时间顺序发展为主线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相比，要讨巧得多。

因此这回试图解开的，是林达的文本脉络和结构把握，看看作者如何用旅行的痕迹、用人物的故事，来贯穿出整个法国大革命：

巴黎的最初印象，自然是从书中获得，也是林达带上《九三年》这本书去巴黎寻访革命的起因。然后作者从城市的建筑开始写起，进而溯及巴黎城的源头西岱岛，并点出城市的重要特征——处处教堂，为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巴黎埋下伏笔。（Chapter1-Chapter4）

接下来，是由面及点，通过小城阿维尼翁和圣丹尼教堂的寻访，展开政教合一的巴黎中世纪。而对安布瓦斯和卢瓦两座城堡的游逛，又牵出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复杂局面。这些，都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刻下“宿怨”的铺垫。（Chapter5-Chapter8,1589年之前）

然后，便是波旁王朝与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幕布的揭开。风暴中心的凡尔赛宫是第三单元的开头，整个波旁王朝由此浮现；巴士底狱是第三单元的结尾，留下暴民政治勃发的萌芽。期间，是借伏尔泰咖啡馆牵出的伏尔泰，以及拉法耶特。两个代表人物的故事，分别刻画出知识分子、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扮演，又为大革命的全景添加了观察的双重维度。（Chapter9-Chapter13,1589-1789年）

至于暴民政治的定型与之后5年的革命恐怖时期，是从对加纳瓦雷历史博物馆和雅各宾俱乐部的探密开始的。嗜血的民粹和癫狂的领袖，最终酿就1792年圣·谢荷曼教堂式的九月大屠杀，还有1793年革命的炮口对准杜勒里宫，吉伦特议员们纷纷走上断头台。期间又通过协和广场来折射整个革命兴衰，点出法国大革命独有的“自由与公意”的矛盾；最后则是用这个广场上的断头台，为整个革命画上一个带血的省略号。（Chapter14-Chapter19,1789-1794年）

最后三章自成一个单元，重在反思革命思想的流变与恐怖革命的终结。思想的流变通过先贤祠中伏尔泰(1791年)和卢梭(1793年)来记录；而革命的终结则回归到巴黎地标凯旋门，拿破仑的强人政治结束了暴民政治，但雨果端出的那把善与人性的标尺，为每一个法国人提供了迟到的反省。（Chapter20-Chapter22,1795-1885年）

————————————

晚上，闭上眼，细细回想自己在这本不足300页的书中，看到了什么？

第一，看到了与传统教科书中不同的革命，以及革命的异化：

“革命，在很长时期里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我们几乎是在渲染革命的气氛中长大的。从我们开始学习语言起，这个字眼，就和阳光、空气、美好、光明，等等一起，成为我们童年梦想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需要寻求解释，不需要思索和理解的一个词。革命总是好的，假如有问题，只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再长大一些，我们进了学校，就知道革命的严肃性和严重性了。我们开始背诵，‘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知道，由革命引发的死亡，由敌我双方组成。其间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永远地记住了‘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革命教育至此基本完成。”

“以‘祖国’和‘革命’的名义，用任何方式对待一个人都是‘合理’的。要在论战中取胜，抛出这样简单化的逻辑，是最有力和行之有效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逻辑已经确认。”

“用屠杀来维护权力，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强权都曾经试过的方式，可是历史自有规律。”

“事实上，暴力革命往往并不是发生在最残暴最专制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一切革命的可能，都被残酷压制了。偏偏是压力减轻、渐进改革进行到最后关头，似乎是最可以避免暴力革命的时刻，它就爆发了。……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革命、自由的名称没有变化，内容却已经和他们的初衷大相径庭。只要不跟随着日趋激进和暴力，就是反自由和反革命了。……这1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和平的政权交接，暴力政变和暴力镇压，演成了交替拉锯的政治习俗。”

“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

第二，看到了民主化历程中先行的思想，以及思想被不可避免推向极端：

“由强力维持的社会稳定，是一个危险的状态。……思想的先行，制度的陈旧，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危险的呢？”

“社会变革由街头民众在推动，这实在是一个误解。变革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是思想。……人类在进步，这种进步常常是由看不见的思想产生的。路易王朝的国王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上去只为取悦他们而存在的艺术，使人的心灵从粗野麻木变得多愁善感；在包含着艺术在内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开始能够细微地体验痛苦和美好，对于幸福的理解开始超出了一块黄油和面包；感性的体验开始交织理性的思考；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长，自由、人道，这样曾经和平民百姓无缘的字眼，逐渐成为一些人无法回避的思考内容，甚至成为一些人舍身追求的目标；一些人，甚至是贵族，他们关怀的目光终于有可能开始超越自己。即使以最保守的方式去看待他们的历史局限，他们也绝不是抱成一团抵御变革的历史绊脚石，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优秀者，甚至有意识地站到了历史进步的一面，参与颠覆他们世袭的优越。”

“大革命只是需要偶像，需要理想化的思想。可是，没有一种概念是可以任意推往极端，而不受边界限定的。……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是由‘公意’这样一个概念作先导的。多数人的意思，就是公意了。为了帮助一个公民幸福，就必须强迫他先自由，也就是先服从公意。”

“概念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利用，似乎是历史无可避免的路径。……当卢梭推出公意的说法，这里的民，已经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人的集合，而是美化和抽象的、非常虚幻的人民整体。而虚幻整体所拥有的权力，已经由罗伯斯比尔们，借着人民的名义在掌控和操纵。……当公意终于和人民一样变得不可捉摸，真真实实的个人自由，在眼睁睁地迅速失去。”

第三，看到了民主革命外衣下嗜血的民粹、弄权的政客：

“聚众和上街是有瘾的，革命也是有瘾的。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制度的内在变更，不是街头的外在形式。制度设计需要知识，需要妥协，需要协商，需要理性，需要回到会议厅，唯独不需要俱乐部的鼓动和街头的暴动。”

“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中，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经历的是‘零历史’或者‘短历史’。……在解放底层民众，将他们被剥夺的权利还到他们手中的同时，社会最容易普遍产生和接受的，就是由同情转为对底层民众的赞美。这样的美化，又通常导致赋予他们过大的权力。在权力的催化下，原本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们，原本软弱哦和善良的人们，一夜之间变得狂暴和肆虐。……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历史的一个误区，是人们以一个政治领袖对金钱的兴趣，来判断他的品格高下。其实最可怕的是一个领袖对权力本身的奢求，不是嗜钱，而是嗜血。”

“毁灭性的破坏和建设性的破坏，一边注重对旧有一切的彻底毁灭，一边注重的是在改变旧有的过程中，同时开始建设。前者不需要理性甚至在毁灭理性，后者却不能缺乏理性。”

“一个健康而公正的社会，它所必须关注和保护的，应该是当下社会的每一个最弱者，而不是赋予任何一个特定阶层以血缘性的暴虐的特权。”

第四，看到了民主化回潮中艰难前行的公民教育：

“在欧洲的中世纪，政治契约文化并没有形成。初期被实力平衡所保护的契约，只有在事实实行多年以后，人们尝到了遵守契约的甜头，懂得了维护契约的妥协退让，可能形成双赢局面，将大大优于两败俱伤的拼斗较量，契约文化才算形成。”

“历史的进程，与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的文明进步程度有关，与他们的人性觉悟水平有关。这个进步需要时间。一些被强制省略的过程，常常会在后面的某个时刻，被历史逼着回头重走，甚至可能更加费时费力。”

“死刑的方式，和司法制度及监狱状态，同样是判定一个地区的人性发展阶段的标志。……对残酷的展示和鼓励，成为公众节日和公共教育，使后人不堪回首。”

“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

第五，看到了制度保障的失而复得：

“我们习惯了简单的历史分期，教科书简单地一刀切去了1000年中世纪的黑暗，打开一个阳光明媚群星璀璨的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人类缓慢的进步在推动着对人性的思考，可是从制度层面着眼，文艺复兴并没有立即触动旧制度本身。一个在制度上没有任何触动的旧时代，很多变化只能是缓慢渐进的。对于残忍的普遍认同，对于苦难的漠视，仍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路易十四在加强的，恰恰是一个必然要崩溃的旧制度，是一个在本质上不人道的、对底层生命毫不在意的旧制度。……平民个人权利的增减是没有制度保障的，是以一种上层恩赐的形式给予的。今天给你的权利，明天不需任何理由就可以收回。……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转化，就是底层平民有越来越多的申诉渠道，有保障自己权利和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被逐步地制度化。”

“进步的成果，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理想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仆倒。”

最后，看到了历史学家的偏心，也看到了对历史真相记录、追寻和反省的必要：

“不论在什么地方，留下的往往总是上层的历史，而芸芸众生常常是被忽略的。……今天的历史学家依然是在热衷于剖析上层的路线斗争，派别的此起彼伏。我们目睹的主要历史场景，在书中会大块大块地消失。”

“人们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习惯把目光的焦点对准改朝换代，对准战争与革命，对准理论诞生的年代，认为这些才是人类的脚印，才是进步的印记。然而，对无数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名字的普通人，他们所深切体验的进步，其实是人道和人性发展的一个一个细节。”

“100年，可以积淀、挣扎、反思而产生雨果。100年，也可以推陈出新，埋葬一段历史，因而彻底忘却，整个民族并不因为经历了什么而有所长进。”

“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的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它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鲜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